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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形势不同，蒙古人的金银财宝大部分已经通过贸易回流大明，而且从海外更是流入了大量白银。
在这样的状况下，十税一已是不合适，造成严重的土地兼并等等现象。
如此痛斥一番，什么与民争利那便被反驳了，同时拒绝交出纺织机械。奏章中最后提及，若是崇祯肯改革商业税，那什么纺织机械便双手奉出，玻璃镜之事在末尾一笔不提。
让人润色过后，赵岩便让人将奏章发了出去。
接着赵岩在媛儿和莎莲娜的辅助下，开始著书立说了，莎莲娜在那学着媛儿磨墨，不过很快把脸上弄得像只小花猫。
媛儿有些好笑，她对莎莲娜并不排斥，以赵岩的身份，三妻四妾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了，莎莲娜就算是再勾魂，也是一个欧洲人，最多只能做赵岩的小妾。
赵岩答应过她，要给她一个名分，这个承诺让媛儿很放心，就算是张氏对颜玉瑶十分上眼，却也无法令她感觉到什么威胁。
也许这很天真，但这是对赵岩的绝对信任。
“媛儿，你说我写的这本关于工商发展指导，以及管理指导的书，该叫什么名字？”赵岩对媛儿问道。
“以前不是有一本叫《客商规鉴论》的书，那我们就叫《工商规鉴论》。”媛儿说道。
“《工商规鉴论》，呵呵媛儿说什么就叫什么，那就叫《工商规鉴论》吧”赵岩直接将名字确定了下来。
然后开始提笔书写《工商规鉴论》的大纲。
著书立说，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自然不可能他一个人去做，那自然是写个大纲，其他的让教育部的那些文儒大能去写。
《工商规鉴论》，主要阐述资本产业化的好处，异地贩运与生产投资的巨大差距，针对将银子进行库藏的利弊给与论证，并且要列出许多明细的生产投资方法与理念。
除了对商人的指引，还有对工商管理方面的建议和讲解，阐述商业税对国家的好处，国家的强盛又给个人带去的好处。
除了这些，还有许多未来人们都知道的许多商业常识，例如流通的好处，以及工商业的刺激方法，管理方法等等。
至于那些举例历史现象的事情，则要交给教育部的那些人才去完成，赵岩实在无能为力，即没那个才华，也没那个时间。
赵岩让人重点例举王安石和张居正二人的变法行为，这二人的变法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两次重要变革。
但因为种种原因，两次变革都以失败告终，就如张居正的变革，让明朝一年的税收就达到将近三千多万两的程度，这才让万历有了三次大征的本钱。
小菜也要拉票了！
咳咳，虽然小菜对月票上榜不抱什么希望，所以没怎么向大家要过月票，不过最近这月票数量看得我蛋疼无比。
好歹有上千位大大花钱捧场，月票怎么会如此稀少？希望各位大大献出手中宝贵的一票……
另外小菜解释一下书评区的问题，小菜每次发书，都会碰上一些无理取闹，乱喷的家伙，这颗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逐渐养成不爱看书评区的习惯……
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QQ上找我，号码是349493361（要注明是读者，不加偷菜的路人甲，不注明的话，我会在拒绝里问你是谁的，再加一下写好注明就行。。。）
另外，上章传得匆忙，非常凶险的在零点到来的最后一分钟传上去了，不过章节名出现了小小的错误，大家见谅
备注：没月票的话，推荐票我也不介意啦
再次解释一下明代白银及税收的问题
再次解释一下明代白银及税收的问题
（不好意思，上一章我发五个字上去，然后没发出去就修改了，发出去的时候变成收费的了，有两个读者花了钱看。。。很抱歉，非常抱歉
很多读者认为小菜在书中的税收很夸张，就连《刺明》的作者也认为明朝的税收只有三四百万两，这让小菜很无语，百度上很多资料其实是不准确的，明代前期和后期的情况是不同的，岁入多少白银，也不代表全部税收。
以下是小菜找的资料：
明代税收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和节俭为上的保守思想，明代的社会经济始终没有摆脱以传统农业为基调的局面。在国家财政税收上则表现为农业税的主体地位，驱逐了蒙古入侵者后，久进战乱的中国百废待兴。
在战前的宋朝，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6000万贯，即使这其中含有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到宋朝每年多达3500英吨的铜产量和5000英吨的铁产量，这样的财政收入在中国王朝史上也应该是登峰造极了。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财政结算单位全部以贯来进行。换言之，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数目化管理”的雏形。
而到了明代，多年的战乱加之政府管理不慎导致的宝钞信用破产，财政结算的方式反较之宋代大为落后。明代前期对金银严格管制，禁止民间流通，税收也以征收实物为主。当时田税的结算单位是石，这是古代通用的谷物计量单位，明代一石约相当于今天的107。4市斤。无论白米和小麦，一律以此结算并在统计时进行简单相加，田税的交纳单位是亩，1亩＝240平方步＝6000平方尺。朱元璋曾经试图因地制宜地详细划分每亩田地的税额。但是纵观帝国上下，亩产从西北的不到半石到江南的超过4石，差距多达8倍，在无法精确管理的古代，模糊才是最好的原则。几乎在明朝建国初始，帝国的田税就差不多稳定了下来。在永乐年间，帝国田税基本保持在3200－3300万石，可是鉴于永乐皇帝大规模远征蒙古，七下西洋，大修北京城这样的宏伟工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大部分开支，以极低的代价作为额外徭役转嫁到了税户身上，成为了一笔不可考的隐性税收。
永乐年间的重税使得民间不堪负荷，于是有了安南的背叛和江南富户拒绝缴税的事件。为了平息民间的怨气后来的皇帝轻微的调整了税额，使之长期维持在2500－3000万石的水平。然而，征收实粮不仅对官方而言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对民间，它更是及其沉重的负担。把粮草从主要产地江南运送到北京，成本数倍于粮食本身，而这些耗损都必须由税户自己承担。因此，官方允许把田税的部分或者全部，以折价成银两或其他实物的方式缴纳
以云南为例，用贝壳或水银缴纳都是允许的，考虑到白米和小麦的市价不同，各地运费也有差别：一石的折价最少0。27两，最多1。8－1。9两。田税除部分交到国库太仓府外，相当部分留在各地官府供地方财政使用，在会计帐簿上也仍然采用石予以结算。除了田税外，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各种税名，桑茶畜牧等也需要缴纳各种农业税。而田税之外最重要的税收则是盐税，盐税源于官方的食盐专卖，结税单位是人。因此往往也可作为估计人口的依据之一。通常盐税收入相当于明朝田税的10％左右
除以上收入外，明朝还可以通过种种合法抑或非法的途径获得几乎与盐税相当的收入。这不仅包括对手工业者的税收，还包括买卖官位等等。在西元1570－1580年间，明财政收入如下：
田税及其他农业税：折银2500万两
盐税：200万两
其他收入：3xx万两
…………………………………………
合计：30xx万两
相比之下，到清康熙治下的最后十年（西元1712－1722年），清财政收入也接近3000万两。同一时代，大陆彼端的英国，1714年财政收入为1000万英镑。以当时币值，一镑价值4盎司白银，约合中国旧制3两，因此恰好也是3000万两。一般认为，明万历初年，财政收入为320－330万两，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大概是因为明代税收使用钱粮双制，而结算单位也不相同，考据者只考虑了帐簿上现金收入的缘故。实际上，万历年间，太仓府每年现金收支都在银800万两以上，太师张居正死后，北京粮仓中存粮可支用十载，太仓府与内库存银1000万两。这笔财政赢余成为了“万历三大征”的有力保障，也绝非3xx万岁入可以实现的。明朝末年，由于征收“辽饷”和“剿饷”，岁入一度达到2100万两（同样是现金收入）。然而由于明代最后70年（万历－崇祯）中，有多达1亿两白银通过贸易流入中国，使物价上涨了40％（实际上是白银贬值）。考虑到这个因素，以及明末人口应该达到1。5亿左右（盐税增加），两项征税大体在700－900万两左右，平均每人每年不到50文钱（铜并没有贬值），这明显不是所谓的饮鸠止渴。最后，补充一些数字：
明代
1尺＝0。342米
1两＝1。3盎司＝36。85克
中日朝七年战争相对平缓时，一名驻扎在辽东的普通士兵每月需要消耗军费白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