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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由梵蒂冈银行转移到日内瓦投资银行中辛多纳的账上。如果一些储户抗议说，他开出的支票遭到银行的拒付，或者说他的存款额应该大于银行账户显示的数字，经理就会出面向他道歉，继而解释道：“你瞧，出了这么大的计算错误——这些该死的现代化计算机！”
在辛多纳和马尔钦库斯后面，还有一个凌驾于他们之上的黑手党人，他叫利考·杰利。杰利原是意大利冲锋队的一名中尉，他与共产党人不共戴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杰利开始为意大利特工机关工作，随后又到达南美洲，与阿根廷国内的极右势力结盟，并作为该国的经济顾问被派往意大利。他的主要任务是为阿根廷购买坦克、飞机、军舰、导弹等军火。1963年，杰利加入了共济会，并成立了代号为P2的秘密组织。参加该组织的都是一些身居要职、地位显赫的人物，其中包括辛多纳和梵蒂冈的一些圣职人员。
教皇保罗也似乎感觉到了亿万财富带来的种种邪恶，他决定将梵蒂冈在意大利所拥有的财产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变卖掉，然后，在其他国家重新投资。于是，辛多纳利用这个机会，从他在意大利的银行将高额款项由梵蒂冈银行中转至他与梵蒂冈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拥有的日内瓦投资银行，他们不是将钱送往穷人手里，而是大批大批地塞进了自己的腰包。辛多纳甚至傲慢地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财产有多少，但他估计约有5亿美元左右。
1974年4月，股票市场进入萧条时期，里拉对美元的汇率一落千丈。这也是辛多纳垮台的开始。7月，意大利和美国两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亏空，他的银行成了一家需要2000亿里拉才能填满的烂摊子。警方发布了逮捕辛多纳的命令，辛多纳逃到美国，并抛头露面，表示不再打算返回意大利。1976年9月，意大利当局成功地捕获了辛多纳。
可是，许多权威人士包括梵蒂冈许多圣职人员都为他开脱。杰利也亲自出面为辛多纳作证，他说，这是共产党的左翼人士对辛多纳的诽谤，因为他是一位坚定的反共战士。辛多纳交出300美元的保释金后获释。
事实告诉人们，只要梵蒂冈高层领导不进行彻底改组，像辛多纳、杰利等黑手党徒，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惩罚。
遵奉上帝的旨意
梵蒂冈与黑社会势力相互勾结，从事非法的经济活动，引起了舆论界的密切注意。意大利经济期刊《世界》在给教皇卢恰尼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梵蒂冈像投机商一样进行市场交易，对吗？梵蒂冈银行帮助意大利资产非法外流，对吗？银行帮助意大利人逃税，对吗？”其中一位编辑著文揭露了梵蒂冈与辛多纳之间的密谋勾结，谴责了马尔钦库斯以及那伙世界上最无赖的金融经纪人，包括辛多纳在内的一些银行大亨。有位记者在文章中斥责道：“上帝写在钱袋上的是‘死亡的危险’！”
卢恰尼读了这些文章，更加坚定了改革的决心。他下令国务秘书维洛特立即调查全部经济情况。维洛特在罗马教廷是个实权人物，每当老教皇去世，新教皇产生之前，他都起着看守教皇的作用。他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尽管他对梵蒂冈经济事务方面存在的问题十分清楚，但由于他从马尔钦库斯和辛多纳那儿得到了不少实惠，所以，他始终保持缄默，不置一词。
然而，卢恰尼从佛罗伦萨那位虔诚、正直的红衣主教贝内利的口中，得知了不少内幕。贝内利的关系网包括一些在意大利身居要职的人物。这些人士揭露了梵蒂冈银行与好几宗违反意大利法律的金融交易有牵连。如果将这些事情调查个水落石出，马尔钦库斯、辛多纳等人将会遭到灭顶之灾。
对于贪赃枉法行为的调查，使卢恰尼对教廷内部奢靡浮华之风极为厌恶。他在对梵蒂冈圣职人员的一次讲话中说道：“教士应对每一名教徒满怀同情之心，他应当与一切好人平等相待，但应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己的权威来打击那些恶棍。”
教皇为人谦虚、和善，处事谨慎，一般不轻易作出决定。但他一旦了解真相，掌握实情，并经过谨慎思考作出决定之后，任何人任何力量也不能使他动摇。这位身材矮小的老人就像一头雄狮，开始对邪恶势力伸出他威严的钢爪。
9月里，罗马秋高气爽。就在星期三下午，卢恰尼召来了维洛特，将自己的几项重要决定通知了这位国务秘书。
卢恰尼明确表示，他不打算将马尔钦库斯留在梵蒂冈城内，更不用说留在梵蒂冈银行了。教皇通知维洛特：马尔钦库斯必须立即解职，不是一个月以后，也不是一星期以后，而是在第二天，他将获准告假一段时间。教皇认为他适当的去处是在芝加哥当一名助理主教。马尔钦库斯的职位将由瓦乔尼·阿波神父接任。
另外，教皇还解除了梵蒂冈银行内许多人的职务。教皇说，他希望梵蒂冈银行与辛多纳等人断绝一切联系，如果让原来的人士继续掌握梵蒂冈银行，这个联系是断绝不了的。
接着，卢恰尼告诉维洛特本人，他的国务秘书一职将由佛罗伦萨红衣主教贝内利接替。
面对教皇一系列的人事变动，维洛特红衣主教不露声色，可是，当教皇说到他的职务由贝内利取代时，他脸色陡变，半晌说不出话来。
卢恰尼将自己的笔记本置于一旁，问维洛特：“您认为如何，阁下？”
“您是教皇，您有权作出决定。”
“是的，不过，我想知道您的想法如何？”
维洛特耸耸肩说道：“罗马教廷内有不少人会认为，这些变动和这些任命与已故教皇的愿望背道而驰。”
卢恰尼笑着反问道：“难道已故教皇在世时打算作出永久性的安排吗？梵蒂冈城内有些人已经忘记了他们的信仰和宗旨，已经蜕变为不折不扣的市侩。正因为如此，我才打算作出这些人事变动。”
“人们会说您背叛教皇保罗。”
“人们甚至会说我背叛了教皇约翰，背叛了教皇庇护，只要他愿意，谁都能给我安上一个罪名。关键之点在于，我不能背叛耶稣基督。”
会谈延续了近两个小时，维洛特晚上7点半才离去。
晚餐以后，卢恰尼看了一遍他打算9月30日在耶稣会发表演说的讲稿，他在下面一段文字底下划上了红线，因为这几句话与他所作的人事变动不无关系：“对于今天侵扰着人类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你们完全可以发生兴趣甚至加以探究。但是在这些问题上寻求解决方案时，你们不要忘了圣职人员担负着不同于世俗人士的任务。神父们应激励起世俗人士去履行他们的职责，但是，他们绝不可以越俎代庖，忘却了自己传播福音的神圣使命。”
卢恰尼放下讲稿，又拿起了那本写有人事变动条文的笔记本，走到书房门边，一面开门，一面向两位神父道晚安：“明天见，遵奉上帝的意旨。”
这几句话成了他的最后遗言。次日清晨，人们发现他已与世长辞了。
到上帝那儿告状去
教皇卢恰尼的暴卒，令人不可思议。那末，究竟是谁有可能犯这种丧天害理的弥天大罪呢？维洛特？马尔钦库斯？辛多纳？杰利？毫无疑问，这些人都有作案的动机，不能把他们从嫌疑犯中排除出去。可是，意大利政府和梵蒂冈方面始终没有就教皇之死组织任何官方的调查，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一些勇于伸张正义的新闻界人士，还是私下里作了若干调查。他们发现，梵蒂冈原先的安全防卫设施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有人倘若想穿越梵蒂冈的防卫设施，简直易如反掌。那些安全防卫警察，最感兴趣的是去人行道旁的咖啡馆里，找一些漂亮的女招待们调侃。在卢恰尼教皇的任期中，在第三凉廊的顶楼上，有位瑞士卫兵，但他的作用只具有礼仪性质，因为几乎没有人从这条路线进入教皇公寓。他们通常乘电梯进入公寓，许多人有电梯钥匙，电梯门根本无人把守。任何衣着像神父的人都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教皇公寓。
一位记者还在教皇公寓附近发现了一个楼梯。瑞士卫兵值班时睡觉，守卫一个没人用的入口，还有一部鲜为人知的楼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位业余杀手，要谋害教皇也决不会有很大困难。
然而，这些私下调查起不了任何作用，教良卢恰尼之死仍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怀疑，并作出果断、有力的反应。
1978年10月25日，新教皇产生了，他就是卡罗尔·沃伊蒂拉红衣主教——一位折衷的候选人。
维洛特被再次任命为国务秘书，马尔钦库斯继续控制着梵蒂冈的银行，辛多纳至少短期内在纽约逍遥法外，而杰利则拎着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