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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厂的不少人也知道这件事情了，都感慨冯成芳的运气太好了，居然能够找到***局的干警做男朋友，不少人看见冯成芳，表示祝贺，言语中也透露出来嫉妒。
徐少杰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感觉到好笑，想不到，要梁超保护冯成芳，居然就给梁超找到了女朋友，这当然是好事情，徐少杰找到了梁超，问了梁超，得到了梁超肯定的回答，一次梁超和冯成芳在一起的时候，徐少杰向他们表示了祝贺。
雷红武内心的震惊，无法用言语表达了，想不到在审计的过程中，发现了如此众多的问题，大概是棉纺厂没有做什么准备，或者是对问题无所谓。审计工作快要结束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雷红武要求参与审计工作的干部，严格保密，谁泄露消息，就处理谁，如果引发了严重的后果，甚至考虑开除。
雷红武的第一反应，是准备给常务副市长贺一鸣汇报，因为贺一鸣是分管审计的市政府领导。但雷红武很快否定了自己的这个想法，领导小组早就有纪律规定，自己这样做了，很有可能第一个撞在了枪口上，马上就可以出审计报告了，但雷红武不敢出，这个审计报告出来了，雷红武不知道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雷红武最后终于做出了决定，单独给徐少杰做出汇报，出不出审计报告，就看徐少杰是什么意见。
“徐市长，棉纺厂的审计工作，基本结束了，从目前审计的情况看，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单独给您汇报，目前我们还没有决定，是否出台审计报告，我们在审计的过程中，一共发现了很多问题，当然，都是主要问题，一些细节的地方，我暂时不汇报。”
“我们的审计，是从1988年的账目开始的，一直到目前为止，主要就是郭晓波担任厂党委***和厂长期间的账目，虽然我做了好几年审计局的领导了，但是，发现这样的问题，我还是感觉到触目惊心的。”
“有关棉纺厂的现状，我们进行了归纳，棉纺厂停止生产的原因，客观上还是有不少因素的，第一，全国纺织行业全面滑坡，特别是丝绸制品在国际市场滞销，出口配额限制，国内市场又疲软，造成企业无米下锅没活干，这种全国性的因素，对大型的棉纺企业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很多的大型棉纺企业，都停产甚至是破产了，二是国家宏观调控，银根紧缩，银行压贷，资金回笼又困难，三角债增多，使棉纺厂出现市场和资金两难，一段时间之后，形成恶性循环，迫使企业处在停产半停产状态，在这样的停止生产的过程中，棉纺厂更是无法收回货款，处境越来越恶劣，三是棉纺厂的机器设备陈旧不堪，产品档次低，花色品种少，没有叫得响品牌，生产成本高于同行，产品市场竞争力脆弱，因为产品没有销路，不敢引进高质量的生产线，指使企业慢慢失去了竞争力，在计划经济时期可以维持，但进入市场经济了，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自然被淘汰，四是企业负担偏重，全厂共5000职工，在职职工3200多人，离退休干部职工接近两千人，他们工资和医药费总额占全厂工资福利支出的50％，等于三个人干活挣的钱要养两个人，所以干不如不干、不干不如捣蛋的思想很是盛行，职工没有积极性，以至于后来停产的时候，竟然有很多的职工表示支持，说大家都是大锅饭，现在不干事情了，都一个样子了，五是改革力度没有到位。棉纺厂也实行过改革的试点，先是实行股份制，动员全厂干部职工参股，可由于职工太穷，拿不出股本，股份制便黄了，不过我认为，幸亏没有成功，如果股份制成功了，按照棉纺厂的管理模式，早亏得一干二净，估计现在的职工，要将厂领导班子生吃了，接下来棉纺厂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模式搬进厂内，分车间搞承包，情况很糟糕，企业又有一个通病，即包盈不包亏，赚了是承包人的，买别墅买轿车***，亏了是国家的，承包人是很嚣张的，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庙穷和尚富，甚至把国有企业变成比私营还要私营，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企业哪经得起拆腾。所以，有了这些客观因素，棉纺厂已经难以维持了。”
徐少杰眯起了眼睛，这些情况，他在相关的报告中或者是材料中间，从来没有看见过，难道说以前的领导什么都不知道吗，这应该不可能吧。
“还有就是主观问题，当然，我都是依据事实说话的。”
“我个人认为，棉纺厂的班子存在**问题，前面的情况，我就不说了，就从1993年开始说起，关于资金的情况，我们已经彻底摸清楚了，这期间，我们甚至有干部到南方去调查合适情况了。 1993年，银行贷款2500万给棉纺厂，当年亏损800万，也就是说，1993年总的亏损数额，是3300万元，具体的财务附表，我们都复印了，我们仔细分析过，其中有接近1000万元的亏损，没有查到明确的出处，1994年，银行贷款1500万，市财政为了扶持棉纺厂，也拿出无息贷款500万，一共是2000万元，结果当年亏损600万，也就是说，1994年总的亏损额是2600万元，1995年，棉纺厂临近倒闭，市委市政府花钱买稳定，协调各家银行再次贷款1000万，结果当年再亏800万，也就是说，1995年总的亏损为1800万元，账目显示，全部为生产性亏损，从1993年到1995年，三年时间，棉纺厂获取的资金是5500万元，也只用了三年时间，5500万元蒸发了，还在账目上摆下了2200万元的亏损，算到一起，就是7700万元了。”
“1996年，棉纺厂停产，职工每月发150元生活费，离退休干部职工工资每月按半个月标准发放，考虑丝织厂是个无底洞，三年时间，亏损太多，银行停止贷款。包袱开始转移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头上，下半年开始，棉纺厂给市政府和工业局写了报告，请求处理机器设备，用以维持干部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就这样，不少的机器设备，以低价卖出，有些机器设备的价格，甚至比不上废铁的价格。1997年上半年，市外贸公司为棉纺厂揽到了一笔加工十万条被面的业务，为了支持棉纺厂作最后一次挣扎。市财政拿出500万元的无息贷款，作为流动资金帮助棉纺厂恢复生产。机器仅转两个月就停了，其结果是应收款增加了300万，市政府等于把钱扔进了别人的腰包，货款为什么没有收回来，账目上没有特别的说明，也无人过问，1998年春节临近的时候，为了过一个安稳年，市财政又从吃饭财政中拿出100万发给棉纺厂的企业职工，党政机关干部不发一分奖金，去年，市财政再次拿出了200万元，用于维持棉纺厂干部职工的生活费。目前，清产核资工作基本结束，棉纺厂的厂房、土地及无形资产评估价值4200万元，债权900万元，欠银行贷款5000万元，欠市财政无息贷款800万元，职工生活费已经有三个月没有发放了，三个月计190万元。”
“也就是说，从1993到1998年，六年时间，棉纺厂亏损8980万元，每年亏损1500万元左右，即使对于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来说，这也已是天文数字了。”
“还有更为严重的事情，1994年，棉纺厂为稳定中层干部和技术骨干，养住企业人才，瞒着职工向市里提出了厂内办厂的要求，得到工业局同意后，在深圳成立了棉纺品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工商注册后，由郭晓波制定的一个女人担任公司总经理、一级法人代表，据说和郭晓波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公司投资500万元，名为厂级领导、中层干部和工程师以上的股份制公司，实际上作为该公司股东的股份占有者们没有出一分股资，而是从棉纺厂一次性划过去公司开办费500万，1995年上半年，在丝织厂频临倒闭的艰难时刻，又划走300万，我们派人专门去做了调查，这家名为股份实为国有的皮包公司，披着合法的外衣，实际上成为把国有资产转入个人腰包的中转站，既没有上交厂里一分钱利润，也没有付给厂里一分钱利息。所有的开支都拿到厂财务科报销。”
“1995年，棉纺厂从企业流动资金中抽出200万元，开办所谓的娱乐城，集餐厅、卡拉ok、舞厅、室内高尔夫球、桑拿、按摩、茶室、棋牌于一体，吃。喝、玩、乐、娱齐全，打着合理安置本厂人才资源的口号，由女职工自愿报名，到娱乐城做服务员。这些女工除厂里发给工资外，还有颇为可观的小费收入，很多的女工们对娱乐城充满向往。据我们了解，一些穷怕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