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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斯一家是有身份的人，对这样的奇耻大辱是不甘心的。他们站成一圈，讨论应该做什么和准备做什么，这时一个邻居听到了这场混乱，报告了警察。丑闻迅速传开了，这条街上马上挤满了愤怒的人群，他们大声呼喊要求处死老卡拉斯，”因为他为了不让儿子成为天主教徒就把他杀了。”
在小城市里是无奇不有的，而且在十八世纪法国的乡下，无聊就象一个黑色的送葬棺材，沉重地压在人们的身上，因而最无知离奇的故事也有人相信，它们能使人们如释重负似地松一口气。
高级官员完全清楚在这种可疑的情况下自己应该做什么，于是他们立即逮捕了卡拉斯全家、客人、佣人及最近去过或接近过卡拉斯家的人。他们把犯人送到镇公所，给他们戴上镣铐，扔到专门关押怙恶不悛的敌人的地牢里，第二天对他们进行了审查。所有人讲的都一样，麦克·安东尼怎样不露声色地进了家门，怎样离开了房间，他们认为他是去一个人散步了，等等。
然而这时土鲁斯城的教士们也参与了这件事，在他们的帮助下，可怕的消息传开了：这个胡格诺派教徒杀害了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要树立真正的信念，他嗜血成性，因为儿子要转回到真正的信仰，就杀死了他。
熟悉现代侦破方法的人们会认为官方一定要利用当天对谋杀现场的调查结果。人们都知道马克·安东尼身强力壮，他二十八岁，父亲六十三岁。他父亲不经任何搏斗就轻而易举地把他挂到门柱上吊死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但是没有一个镇议会议员为这微不足道的细节费脑筋，他们忙着收拾受害者的尸体，因为麦克·安东尼的自杀现在被认为应当受到殉教者的待遇，尸体在礼堂里停放了三个星期，被穿白服的忏悔者们按最隆重的仪式埋葬了。他们出于一些不可思议的原因把已死去的加尔文主义看作为自己组织的成员，把他的涂抹了防腐药料的尸体隆重地送到大教堂，这通常是为主教或当地最富有的资助人采用的仪式。
在这三个星期中，城里每个布道坛都一再敦促土鲁斯虔诚的人们提供反对吉恩·卡拉斯和他们家的证据，最后大众报刊彻底抛出了这个案件，审判在马克自杀了五个月之后开始了。
当时一个审判官灵机一动，提出应该到这位老人的铺子里去看看他所描述的那种自杀是否可能，但他被十二票对一票压倒了，卡拉斯被宣判施以酷刑，用车轮把他撕裂。
他们把卡拉斯带到刑讯室吊起来，脚离地有一米高，然后使劲拽他的四肢，直到拉得“脱臼为止”（我是抄自官方的报导）。由于他拒不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犯过的罪行，就又被放了下来，灌了大量的水，一会儿他的身体就比“原来大了一倍”。他还是否认自己的罪行，就又被抬上死囚车送到刽子手那里，要把他胳膊和腿都撕开。在后来的两个小时里，他心灰意冷地躺在铁砧上，地方官和教士们还继续喋喋不休地用问题打扰他，老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继续申辩自己无罪。首席执行官被这种固执的谎话弄得火冒三丈，便放弃了对这个无望案子的审理，命令把他绞死。
这时大家的愤怒已经平息了，就没有处死他家里的人。卡拉斯的遗孀被剥夺了所有财产，允许她隐居起来，在忠心耿耿的佣人陪伴下，忍饥挨饿地度日。孩子们全都送到修道院去了，只有最小的孩子在哥哥自杀的时候正在尼姆读书，他很明智地跑到了日内瓦。
这个案子引起了好多人的关注。伏尔泰居住在费内的城堡里（城堡建得离瑞士的边界很近，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听到了这个案件，但一开始他拒绝穷源究委。他一直与瑞士的加尔文主义的牧师们不和，他们也把矗立在他们自己城里的那个小小的私人戏院视为明目张胆地挑衅，是恶魔的建筑。因此，伏尔泰在目空一切的心境下写道，这个所谓的新教殉难者并不能激起他的任何热情，因为如果天主教不好的话，那么胡格诺教徒一意孤行，拒绝了他的戏剧，就更坏！另外，在他看来（也就是其他许多人看来），那十二个法官似乎很得人尊敬，要说他们无缘无故就把一个无辜的人判处死刑，简直是不可能。
费内的这个圣人很好客，来者不拒，几天后从马赛来了一个商人，他在审判期间正好在土鲁斯。他向伏尔泰提供了一些第一手的资料。伏尔泰终于开始明白了已经犯下的这种罪行的可怕之处，从那儿以后，他就再也放不下这个问题了。
勇气有许多种，但一等功勋应该留给那些举世无双的人们的，他们单枪匹马，敢于面对整个社会，在最高法庭进行了宣判，而且整个社会都认为审判是合法和公正的时候，敢于大声疾呼正义。
伏尔泰清楚地知道，如果他敢于控告土鲁斯法庭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大风暴就会降临，他象一个职业律师那样，精心准备自己的诉讼。他访问了卡拉斯家跑到瑞士的孩子。他给每个可能知道内情的人写信。他还雇用了辩护人来检查和修改他的结论，以免自己由于满腔怒火和义愤而丧失了理智。等他自己的根据有了把握，他就开始了这场战斗。
首先，伏尔泰推动每一个在法国有影响的人（他认识大部分人）给国务大臣写信，要求修正卡拉斯案件。然后他开始寻找卡拉斯的遗孀，找到她以后，又慷慨解囊把她带到巴黎，雇用了一个最有名的律师照看她。这个女人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了。她呆呆地祈祷要在她死之前把女儿们从修道院里领出来。除此之外，她再没有任何希望。
然后，伏尔泰又和卡拉斯的信奉天主教的儿子取得了联系，帮助他逃出学校，到日内瓦找他。最后，他把所有的事实以题为《关于卡拉斯家庭的最原始材料》的小册子出版了，这个小册于由悲剧的幸存者们的书信组成，一点也没有涉及伏尔泰自己。
后来，在修改这个案件过程中，伏尔泰还是审慎地躲在幕后，但是他成功地策划了这场宣传战，不久卡拉斯家的诉讼就成为欧洲所有国家所有家庭关心的事情，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包括英格兰国王和俄国的沙皇）都为帮助被告而捐款。
最后伏尔泰打了一生中最艰苦的一仗，并取得了胜利。
当时，声名狼藉的路易十五占据着法国王位。幸亏他的情妇对耶稣会和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教堂在内）都深恶痛绝，因此站到了伏尔泰一边。但是国王喜欢使享乐高于一切，人们对一个死了的默默无闻的新教徒喋喋不休，这使他很恼火。当然国王只要不签署新的判决，大臣就不敢采取行动，只要大臣不轻举妄动，土鲁斯法庭就安然无事。他们自认为很强大，用高压手段不让伏尔泰和他的律师们接近判决的原始文件。
在这可怕的九个月里，伏尔泰坚持不懈地做鼓动工作，最后在一七六五年三月，大法官要求土鲁斯法庭交出所有关于卡拉斯案件的记录，并提议进行新的判决。当这项决定公布于众时，吉恩·卡拉斯的遗孀和最后回到她身边的两个女儿，都来到了凡尔赛。一年以后，受命调查这个上诉案件的特别法庭判决吉恩·卡拉斯是由于一项他没有犯过的罪被处死的。人们经过巨大的努力，总算说服国王赐给卡拉斯的遗孀和孩子们一小笔钱。此外，处理卡拉斯案件的地方官们都被解了职，这件事很委婉地向土鲁斯人民暗示，这种事情不许再重演了。
虽然法国政府对这件事可以采取委婉的态度，但是法国人民的内心里却激起了愤怒。伏尔泰突然意识到这并不是独此一桩的误判案，还有许许多多象卡拉斯那样清白的人蒙受了折磨。
一七六○年，土鲁斯附近的一个新教徒乡绅在家里盛情招待了一个前来参观的加尔文主义牧师。由于这是个骇人听闻的罪行，他被剥夺了财产并被处罚作划船苦工。他一定是个非常强壮的人，因为十三年后他居然还活着。别人告诉了伏尔泰他的困境。伏尔泰又着手于这项工作，把这个不幸的人从船上弄走，送到瑞士；妻子儿女也在那儿靠政府施舍度日。伏尔泰一直照料他们全家，直到政府退还了他们一部分没收的财产，并允许他们回到荒废的家宅为止。
下一个是绍蒙的案件，这个可怜的人在参加新教徒的露天会上被抓了起来，由于这个罪名，他被遣送到船上作无期的划船苦工，但是后来经过伏尔泰的多方调解，他被释放了。
然而这些案件对于下面所发生的情况来说，不过是一桩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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