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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们心自问，“早期教会呕心沥血做的善事有什么结果呢？几个人住在千里之外深山老林的潮湿帐篷里禁欲苦行，难道这样寡妇、孤儿和病人就从中受益了吗？”
西方的头脑非要把修道院体系改变得合理一些不可，这要归功于一位住在亚平宁山脉的纳西亚镇人。他叫本尼迪克特，通称圣人本尼迪克特。他的父母送他到罗马求学，但这座城市使他的基督心灵充满了恐怖。他逃到阿布鲁齐山的苏比亚克村，躲进了尼鲁时代的一座古老乡间行宫里。
他与世隔绝地隐居了三年，美德的盛名便在乡间传开了。愿意与他接近的人很快能名骚天下，于是隐居者蜂拥而至，多的足以组建十几座修道院。
本尼迪克特便告别了土窟，成为修道生活的制典人。他首先立法，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罗马血统的痕迹。发誓遵守他制定的院规的僧人可别指望能游手好闲，除去做祝福和默祷之外，他们还要在田野里躬耕。年纪太大不能干农活的，要教育年轻僧人如何当一个好基督徒和有用的公民。他们审慎守职，使本尼迪克特修道院的教育在一千年中独树一帆，在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得到获准教养才能超著的年轻人。
做为报酬，僧人们得到了体面的衣服，丰富宜口的食品和床铺，每天不干活不祷告的时候还能睡上两三个小时。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僧人不可只是逃离现实世界和义务去为来世灵魂做准备的凡夫俗子，而是上帝的仆人。他们必须在漫长痛苦的试用期内使自己配得上新的尊称，继而在传播上帝王国的力量和荣耀中起直接积极的作用。
在欧洲不信教的人们中的初步传教工作已经完成了。不过，为了不使教徒的成果化为乌有，必须得到居民百姓和官员们有组织的支持。于是僧人们扛着铁锹和斧头，捧着祷告书，来到德国、斯堪的那维亚、俄国和远方冰岛的不毛之地，耕耘，收获，布道，办学，第一次为遥远的土地带来了大多数入只是道听途说的文明之音。
所有教会的最高执行首脑罗马教皇正是用这种方法激发了形形色色的人类精神力量。
务实的人可以得到机会扬名天下，就象做梦者能找到静静丛林中的幸福一样，没有白做的运动，没有浪费的事情，它所导致的是力量的增长。很快，皇帝和国王如果不屈尊体亲自诩为基督迫随者的要求，就坐不稳自己的宝座了。
取得最后胜利的方法，也很有意思，因为它表明基督教的胜利是有确实原因的，绝不是（如一般人所认为的〕心血来潮迸发出来的浩荡宗教狂热的结果。
对基督徒的最后迫害发生在戴奥里先皇帝时代。
奇怪的是，戴奥里先本来不是借近卫军之力统治欧洲的众多君主中最坏的一个，可是他却饱受古往今来被召来管理人类的人所遭到的非难。其实，他连最基础的经济知识都一窍不通。
他发现自己的帝国正在四分五裂、一落千丈。他一生都从事戎马生活，深知致命的弱点就在罗马的军事体制内部，这个体制把边沿地区的防卫任务交给占领地的士兵，而这些士兵早已经丧失斗志，变成了悠闲自得的乡下佬，卖白菜和胡萝卜给那些按说应该远远拒之于国门之外的野蛮人。
戴奥里先无法改变风雨飘摇的体制，为解救燃眉之急，他建立起一支新型野战军，由年轻机敏的战士组成，一俟入侵便能在数周内开赴帝国的任何角落。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不过，就象所有带军事色彩的好主意一样，需要的花销十分庞大，要以赋税的方式由内地老百姓掏腰包。不出所料，百姓们群情激愤，高呼再缴钱就家徒四避了。皇帝答复说百姓们误解了，并把只有刽于手才有的权利交给了收税官，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各行各业的臣民兢兢业业苦干一年，到头来反而亏损，便都丢开住宅家庭，蜂拥到城里或干脆当流浪汉。可是皇帝陛下却一不做二不休，又颁布了一项用以解决困难的法令，这表明古罗马共和国堕入东方专制主义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大笔一挥，使所有政府机关和手工业、商业都成为世袭的职业，也就是说，官员的儿子注定要做官，不管愿意不愿意，面包匠的儿子即使有从事音乐或典当业的天才也要继承父业，水手的儿子即便在台伯河划船都晕船也得在船板上飘流一生。苦力虽然在技术上是自由的，但必须在出生地生老病死，不得越境一步，无异于一般奴隶。
谁要是以为自信心极强的统治者能够或者愿意容忍由一小部分人根据自己的好恶去遵守或是反对那些规定和法令，那就大错特错了。但是我们在评价戴奥里先对基督徒的粗暴时必须记住，他已经进退维谷，还深深地怀疑数以百万计的臣民对他的忠诚，他们只知在皇帝的庇护下纸醉金迷，却作壁上观，丝毫不替国家分忧。
早期基督徒从未动笔写下过任何东西。他们期望世界随时会土崩瓦解，既然花钱费时的文学成果也会在不足十年内被大火焚烧殆尽，为什么还要徒劳无益呢？但是新教并没能使预言兑现。基督的故事（经过一百年的耐心等待后）被人添枝加叶地口口相传，也已经改头换面，虔诚信徒不辨真伪，无所适从了。于是，人们感到有必要搞一本权威性的书，把耶稣的几个短传和圣徒信件的原稿综合成一卷。这就是《新约》。
书中有一个章节叫《天启录》，它包括关于建立在“七山”之中的城市的引证和预言。人们自从罗慕路斯时代就知道罗马建立在七山之中。这个奇特章节的匿名作者的确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城市称为他深为憎恶的巴比伦，但还是没有逃脱帝国官员的理解力。书中把那座城市说成是“妓女的母亲”和“地球的污点”，饱浸着圣人和牺牲者的鲜血，是所有魔鬼和邪恶梢灵的栖身之所，是一切肮脏可憎的鸟类的卵巢，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不敬之词。
这些言论可以被解释为出自一个可怜狂热者的胡言乱语，这位狂热者想起了五十年来被害的许多朋友，被怜悯和怒火蒙住了眼睛。然而宣读这些言论是教堂庄严礼拜式的一部分，要周复一周地在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传诵，旁观者自然会认为，它表达了基督徒对台伯河畔强大城市的真实感情。我并不是说基督徒没有理由产生旁观者所说的感情，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戴奥里先没有产生这种热情而责备他。
但这并不是全部。
罗马人对一个闻所未闻的概念日趋熟悉起来，这就是“异教徒”。起先“异教徒”的名字只是用于那些愿意相信某些教旨的人，或称一个“教派”。但渐渐地它的意思缩小到那些不信仰由教会权威制定的“正确”、”合理”、“真实”、”正统”的教旨的人，用圣徒的话说即为“异端、谬误、虚假和永恒错误”的人。
几个仍抱着旧信仰不放的罗马人可以免遭异端邪说的罪名，因为他们仍然隔膜在基督教徒之外，而且严格来讲也不允许他们解释自己的观点。同样，《新约》中的一些话也有伤皇帝的自尊，如“异端邪说是可怕的邪恶，犹如通奸、猥亵、淫荡、偶像崇拜、巫术、怒火、争斗、凶杀、叛乱、酗酒”，还有一些，出于礼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所有这些导致了摩擦和误解，继而产生迫害。罗马监狱里又一次挤满了基督囚徒，刽子手大大增加了基督牺牲者的数目，血流成河，却一无所获。最后戴奥里先黔驴技穷，放弃了统治地位，回到达尔马提亚马海岸做罗纳的家乡，一心一意从事更有趣味的消遣——在后院里种大元白菜。
他的继承者没有继续镇压政策。相反，他看到用武力剪除基督教已经无望，便大力从事一笔不光彩的交易，想通过收买来赢得敌人的好感。
这发生在三一三年，君士坦丁大帝第一次以官方名义承认了基督教会。
如果有朝一日我们有一个“国际历史修改委员会”，所有皇帝、国王、总统、教皇、市长，凡享有“大”字称号的，都要以特定的准绳来衡量，那么其中站在“国际历史修改委员会”法庭前需要审慎研究的一位就是上面所提的君士坦丁皇帝。
这个狂野的塞尔维亚人在欧洲各个战场上挥舞长予，从英格兰的沃克打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廷。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姐夫和侄子，还屠杀了一些地位低卑的亲戚。然而尽管如此，由于他在面临最危险的对手莫克赞蒂厄斯时惊慌失措地为获得基督徒的支持而大加许愿，反而赢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