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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有关代沟的讨论中，人们总是强调年轻一代的异化，与此同时完全忽略了他们长辈的异化。评论家们忘了，真正的交流是一种对话，而今天参与对话的双方却缺少共同的语言。
我们知道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长大的、操不同语言的人彼此沟通是十分困难的。比如，一位中国人和一位美国人进行交流。不仅他们的语言各异，而且他们的经历也截然不同，这一切都将阻碍人们彼此间的理解。但是，如果交流者愿意学习对方的语言、探究两种文化的基本前提，那么就有可能找到一条交流的途径。这能够办到，但人们往往没有去做。
当交谈者分别来自两种不同的文化，但却说同一种语言时——诸如说英语的美国人和英国人，说西班牙语的西班牙人和拉丁美洲人，交流将更加困难、更加令人难以捉摸。只有当交谈的双方都意识到，他们说的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两种语言（这两种语言中“同样的”词意义却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可能大相径庭）时，真正的交流才能实现。除非他们愿意聆听、发问，他们才能够开始交谈，开始推心置腹地畅谈。
这也同样是存在于两代人之间的一个难题。一旦这深不可傎、史无前例的世界性代沟成为确凿的事实，在新、老两辈人之间仍然可能再度实现心灵的沟通。但是，如果成年人中有谁认为，象那些年长的教师和自己的父辈那样，他能够反躬自省，用自己的年轻时代去推测、理解他们眼前的年轻人，那他将是可怜的落伍者。
但是，大多数长辈却仍在这样做着。父亲送儿子去学校接受新的思想，老一辈科学家送他们的学生到他人的实验室去研究新的课题，……他们将教育青年人的权利授予他人，丝毫未能改变事情的本质。这不过意味着父母和教师仍然继续求助并喻学习的基本机制。在并喻文化中，父母放弃了教诲自己子女的权力，希望他们去向其他成人和知识较多的同龄伙伴学习。即使在我们期待着能够有所发现和创新的科学领域，学生们也在学习陈旧的范例，年富力强的青年科学家们在接受旧有知识的同时，力图填补空白。在科学发现加速增长的今天，老一代很快被淘汰了，接替他们的是年龄稍轻的同事，但是，他们仍然握有实权。
从最为深刻的意义上来说，现在一如过去，长辈仍然处于权力控制的中心。部分归咎于他们仍然具有支配的权力，他们还未认识到，和年轻人开始一场新的对话的条件尚不成熟。
有这样一些人，作为教师，他们十分喜欢早先的那些学生，令人可笑的是，现在恰恰正是这些人感到代沟是不可逾越的，他们觉得他们对教育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遭受了那些不肯按步就班的学生的愚弄。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信仰危机的境地，人们不仅失去了对宗教的信仰，而且也失去了对政治和科学的信仰。人们感到，正是它们剥夺了人类的安全感。我想，如若追溯这一信仰危机的缘由的话，那么，它至少可以部分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现在，已不存在比年轻一代本身更能了解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的长者。 c·h．华汀顿曾经假设，人类的进化和选择能力部分地源于小孩子从长辈那里获得允许去评判是与非的能力。而小孩子接受是与非的划分标准，完全是他对双亲身份过于依赖的结果。对于承认孩子们来说，父母总是那样的可信、可畏、可爱，他们操持着孩子们的整个生活。但是，今天的长辈却无法再向年轻一代提供确定无疑的道德规范。
是的，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父辈仍然依靠着一整套前喻文化的价值规范生活。孩子们能够从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父母身上获悉，世界存在着毋庸置疑的绝对规范。人们总是希望那些绝对的价值规范能够、而且应当重新建立，伴随着这一期望，孩子向父母获取绝对规范的学习就能够一直延续到日后的经历中去。在不久以前前喻文化的崩溃之际，排外主义倾向和宗教、政治运动最为鼎盛；但在那种希望有秩序的变革最好能够不超越一整套高度抽象的固定价值的文化中，却很少会酿就这类运动。
西方老牌工业国家在自己的文化假设中吸收了不经革命的变革观念，即通过发展新的社会技能去解决由经济变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种种问题。在这些国家中，人们倾向于把过时的东西视之为一种遗存，对其喜好抑或厌恶当视具体的情况而定。英国那些负责将文件送往法国的信使，在信件已经能够通过邮局寄送以后，还继续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是英国，那里的议会政府取代皇室作为权力的象征之后，威严的皇室仍然和议会政府并存于世。在瑞典社会中，有关性行为的最现代的法律条文也和正统教会最僵死的绝对道德戒律并行不悖。
与此相似，在美国，既有人坚定地信奉方兴未艾的变革（人们把这种变革解释为一种进步），也有人继续求助于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既有将关于正确与否的独断论作为基本信仰的宗教派别和政治团体，也有从来就是人类社会、政治和智力发展远景的乌托邦社区。虽然我们竭力地鼓吹人人生来平等，但种族歧视现象却依旧随处可见。
今天，在世界每一个地方所发生的变革都迅猛异常，显得突如其来，而且往往十分剧烈。那些把变革想象为一种井然有序的过程的人们，未免过于幼稚。那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大动荡，往往如火山之潜流，顷刻间升腾爆发，既可能采取革命和反革命相对立的形式（就象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那样），也可能完全倒行逆施，借一种新的形式复辟古代的专制制度——异端邪说者将遭受残酷的迫害、非人的待遇、甚至被活活烧死。今天，那些将自己视为时代前行的光明之炬的年轻一代，以十分复杂的方式反映着人们对传统的专制主义和反专制主义的态度。尽管他们欲图仿效那些能够彻底违背自己所信奉的宽容和相对的宗教价值观去对待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信条的佛教徒，但是，他们的行为有时却和不允许有任何异念的专制制度对待异教徒和怀疑者的态度相差无几。
为什么我必须睡觉？为什么我必须吃蔬菜？为什么我不能吮吸手指？为什么我必须去念书？对孩子们提出的这些问题，有的父母至今仍然加以简单的训导：因为这么做是对的，因为上帝说应该这么做，或者，因为我说应该这么做。这些做父母的时刻准备为在现在的文化中重建前喻文化的基础开辟道路。但是，前喻文化的基本内容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僵死、更令人难以接受。因为当今之世使人摄魂忘疲、血沸神销的不再是传统的观念，各种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观念都盛行于世，前喻文化注定要和这个世界发生龃龉。
但是，大多数父母由于对眼前的一切一无所知，从而也不再信奉那些陈旧的教条。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教育这些和他们当年完全不同的孩子，而大多数孩子也不屑再向父母和长辈学习，更不愿今后象他们一样生活。过去，那些在美国生活的移民的子女，恳请父母在公众场合不要说自己的本国语言，也不要穿令人好奇的本民族服装，以免使他们当众感到羞辱，既不能否认自己的父母，但同时又不能简单、顺从地接受父母的言谈举止和行为方式。这样，他们便学会了寻找新的教师作为人生的向导，学会了以那些适应性强的同龄伙伴作为自己行为的楷模，天长日久以后，他们便从那只有父母能够忍受的群体中悄悄地消失了。
今天，持不同观点的年轻人很快发现，以往那种解决方法不再可行。他们与自己父母之间的隔阂，同样存在于他们的朋友与朋友的父母之间、他们的朋友与自己的老师之间。而这类问题在父辈要求他们认真去读的经典书籍或色彩鲜艳、装璜漂亮的新教科书中，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有些人开始面向国外寻找人生的楷模。他们被生在阿尔及利亚但却深受法国文化熏陶的哲学家加缪所表达的内心冲突深深地吸引着。他们试图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的词句中或存在主义的作品中，确立人生的目标。他们狂热地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