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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自寻谋生之路，建立与新的生活方式的维系时，堂（表）兄弟间的关系便逐渐淡漠了。这本是得自于祖辈的、维持年轻一代相互接触的一种血缘关系。在美国，如果叔、伯、舅、姨父母在世，且和其侄（甥）们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堂（表）兄弟姐妹间也会彼此往来。但当上一辈人谢世之后，堂（表）兄弟姐妹间的关系自然也就日趋淡薄。
由于祖父母一辈的人溘然长逝，不仅削弱了晚辈和往昔的联系，而且使他们对未来的体验整整提前了一代。前喻文化的基本标志消失了。过去，一旦要由活着的人们来体现，便变得扑朔迷离，而在人们对往昔的追忆中，遗忘点什么，或篡改点什么更是常有的事。
仅仅由父母和子女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在一切社会群体中实际上是最具可塑性的。在这一情境中，大多数人、甚至整整一代人都必须学习新的生活方式。那些远离自己的父老乡亲、迁居他国的移民者和新大陆的开拓者们生活于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群体之中，因此十分容易适应迁居国的生活方式。当新来乍到的外来者学习新的语言和技术，并相互强化着对新的生活方式的承诺时，这些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人便作为移民为这个兼容并蓄的社会所接受，井同化于该文化之中。
在大型组织中，必须有所变动，而且是十分迅速的变动，退休就是为了适应机构灵活性的需要而进行的社会变动。那些资深的官吏和年长的职员们，他们对往昔的回忆，他们与各自下属所结成的盘根错节的关系都在日益强化着那些过时了的繁文褥节，因而他们从各自职位上的退出和祖父母辈的人从家庭范围内的退出是十分相似的。
在那些祖辈们早逝或失去其控制权的地方，年轻的一代可能会无视成年人订下的准则，甚或对成年人报以鄙薄的神情。青少年们的角色是他们自己限制和标定的，而更年轻的一代则是他们忠实的观众。年轻的一代正是这样建立起了完全以自己稍稍年长几岁的同伴为行为标准的并喻文化模式。
今天，在新几内亚阿德米洛底群岛的马奴人村庄中，情景就是如此。1928年，那里的年轻人作为非技术的契约劳工外出做工，等他们重返家乡时仍能自如地生活在自己的社区中；年少的孩子们也想仿效他们外出做工，并希望也有重返故里的一天。但是，今天却有了极大的变化，从学校里回来的男女学生们身着制服，手里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吉他和教科书，显示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景象。虽然现在有了乡村学校，但是那些从寄宿学校回来度假的字生却成了弟妹们行为的楷模。不过，尽管得到了父母的同意，但他们并不能给予多少具体的帮助，使弟妹们从根本上建立全新的生活方式。
以1938年和1967年我曾两度短期工作过的新几内亚塔布南地区的亚特摩村为例，那里的年轻人常常远离家乡，为欧洲人做15年以上的劳工。过去，一方面 “招募者”经常从刚愎自用的长辈那里“买”上十个八个后生带走，另一方面年轻人也可能三五成群地不顾长辈的反对自己外出谋生。他们有的在农场、有的在矿山、有的在海船上劳作，由另外一群境遇相同、只是早些出来的同龄伙伴们传授技术。在这里，年轻的后生们在受雇的8年中，完全生活在一种纯粹的并喻型社会中，全部生活准则都由一种新的语言——皮钦语（现称“新美拉尼西亚语”）来表达。童工世界和乡村老家，是他们先后生活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但是，当他们几年后返乡时，虽然凭空增添了些许烦恼，却仍然能够适应家乡的变化缓慢的生活。年轻人的经历赋予了他们两种无法吻合的经验。在受雇的3年中，他们的衣着、举止、行为完全符合一个童工的标准，三言两语就能概括他们的基本生活特质。而当他们踏上故乡的土地时，有关自己的家乡和生活方式的所有细节的记忆，包括他们对飘逝的往昔的回忆（那时他们的父辈还参加着野蛮的“猎颅队”），又会一幕接一幕地重现在他们的脑海中。
岁月流逝，亚特摩人小小的移民聚落已成了挺大的城镇。现在，有些人甚至携家带口前去做工。年轻人离开家乡不再仅仅为了做劳工或兜售他们的泥制雕刻品，也常常为了外出旅游观光。在国外，他们开始不安地发现，在遥远的家乡的小社会中，自己仍然由那些共享着孩提时代的前喻经验的长辈和同伴们传授着生活经验。塔布南人仍然生活在前喻文化之中，人们对自己的过去感到骄做，他们为自己和学校的孩子们制定了很高的标准，他们深信，孩子们在白人老师的教育下今后将会过上白人的生活。每一代人都在接受、适应改变，但却没有人会失去文化上的连续感。
马班，是亚特摩人村中的一位长者，一次大战以前也曾外出做过童工。至今为止，他仍然保留着一整套完整的传统，在旧的生活方式中他堪称行家里手，但也能说一口流利的新美拉尼西亚语，他肯定他说，当他这一代的人谢世之后，过去的一切也将随之消灭。
汤米，30年前是村里的政治领袖，有着非凡的经历。他也曾外出工作过，但不是去农场做童工，而是在有着一半萨摩亚血统的帕金森太大家做事。理查德·帕金森是《南海三十年》一书的作者。帕金森太太帮助他的丈夫建立了一种由旧的德国殖民地的生活方式向新的生活方式过渡的形态。以汤米在帕金森太大家的生活经验，完全能够使他远离家乡，在外面结婚、生活。但是，他却回到了塔布南，并掌握了那里的政治大权。他坚决地反对教会和教会学校，但却率先和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不仅能够流利他说新美拉尼西亚语，而且凭着特有的经验，能够轻松自如地和白人打交道，愉快地帮助他们处理各种事务。1938年，当我们在塔布南村作短期调查时，曾由他担任我们的主要行政人员。
1967年，卡米·艾沙威在我们的调查队中接任了汤米的角色，1938年，他就是我们调查队中年纪最小的助手。二次大战刚结束时，他担任了十分重要的职责，作为一名地方警察负责监管被逮捕的日本犯人。汤米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年轻亲属来抚养，他象汤米一样努力学习如何在白人中处理事务，但仍然觉得和自己的社会有着深切的联系。他是汤米选定的继承人。汤米死后，由他接任了本村的领导权，他让孩子们排着队，踏着整齐的步伐去上学。正如他属于过去，在他看来，孩子们应该属于未来。尽管学校并不是年轻一代为自己创设的模型，但却是通向未来之路。塔布南在改变中缓慢地进步着，但是，至今为止那些顽固的长辈仍然没有意识到应该支持这种转变。
我们不妨将阿德米洛底群岛上的马奴人社会的变迁过程和亚特摩人作一比较。马奴人是惯于在海上漂泊的民族，他们早已习惯以强力从毗邻的民族那里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以此改变自己的文化。1928年，当我对他们进行研究的时候，要曾期望他们能从新几内亚童工们的流传远广的浅俗文化中获得启迪。但是，1946 年，经由二次大战中日本和盟军的占领之后，马奴人开始重新设计自己的文化，祖孙三代都生活于一种经过自己改造了的欧美文化的变式之中。
新的马奴文化是卓越非凡的，它根据一整套由本社会成员制定的规则改造而成，因此，虽飞跃了数千年的历程，却能够适应整个社会。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所称的前喻文化，正如马奴人所认为的那样，它是访效现存文化所创设的。在那里，每一个小小的变化部被看成是进一步的欧美化，尤其是美国化。但是，整个社会毕竟瞬息间骤然改变了。不象其它社会的长辈们对变革予以拒绝、反对、漠然视之，马奴人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变革。从创立第一所学校起，短短12年内，他们为自己培养了大批教师、职员、翻译和护士，并且将第一批学生送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新建大学。由于祖辈以参予了变革的酝酿，因此，他们能够保存一部分能够适应变革的前喻文化力量。
核心家庭中没有祖父母一辈的人，亲戚间的关系也很淡漠，这在移民环境中是一种典型的家庭形式。移民们大都经过较长距离的迁徙，他们必须适应新的、与先前有着极大不同的生活方式。此时对核心家庭的崇尚是与新的文化相协调的，即使再度出现祖父母一辈的人，他们的影响力也极其微弱。祖辈不可能再成为孙辈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