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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试图说明苏联犯下的错误时宣称，苏联没有及时进行经济改革，高层领导人没有坚定地维护共产党。相
反，苏联领导人与美国搞军备竞赛，钱花在了这种竞赛上，而没有用来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苏联的领导层享受着优越
的生活，但苏联人民并不是这样。在天安门悲剧之后的困难时期和苏联解体的时期，邓小平不断重复着一句口头禅：「冷
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2259＇
无论邓小平本人在「六四」后对中共的前途有何疑虑，没有纪录证明他对中共有能力克服东欧和苏联共产体制崩
溃带来的困难有过任何怀疑。他在公开场合总是表现得镇定自若，他相信中共能够挺过去，并最终取得胜利，经济也将
继续增长。他记得自己三次受到批判，丢了官职，但每一次又都回来了；他见证过自己的部队打了败仗但取得了最后的
胜利；他见证过中国在大跃进和「文革」之后的复元。邓小平在 1989 年「六四」之后的三年中，向公众展示着他的毅
力、坚韧和十足的自信，在这种环境中能有如此表现的世界领导人并不很多。
对保守的经济政策失去耐心：19891991
党内的气氛不允许邓小平扭转 1988 年放开物价后为消除通货膨胀和民众恐慌而实行的保守经济政策。但是邓小
平由衷地认为，只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才能维持民众的支持以避免东欧和苏联的命运。从 1988 年 9 月 26 日的十三届三
中全会正式开始实行的紧缩计划是陈云的得意之作。为了结束通货膨胀，政府降低了增长目标和支出，减少了货币供应，
收紧和强化了财政控制，努力消除财政赤字。此外，为安抚对腐败的民怨，政府发言人袁木宣布紧缩计划也包括禁止政
府兴建楼堂馆所。＇2260＇
富有经验的经济顾问薛暮桥为紧缩计划中的「整顿」政策提供了全面解释。他说，1984 年之后，新的体制和宏
观调控手段还没有到位，以价格、税收和信贷来调控经济的行政手段就被削弱了。随着权力的下放，地方政府和企业，
包括乡镇企业，过快地扩大投资，造成了原料和能源短缺以及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为避免后者
的失控才采取了紧缩措施。＇2261＇ 李鹏总理在 1989 年底的计划工作会议上忠实地推进了紧缩计划，他说，党要集中力量
提高质量标准，改善商品流通，加强党对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他提出，尽管实行紧缩方案，党仍然要继续推动
改革。工厂的管理者要作好有关技术和生产的关键决策，中国要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2262＇
「六四」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抨击，导致一些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反
击以及对市场开放的抵制。＇2263＇ 已经在 1987 年靠边站的保守派意识形态宣传家邓力群，又开始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
精神污染。陈云的部下则认为过分开放市场导致了纪律松弛和学生示威。江泽民让正统思想的扞卫者胡乔木为他起草了
1991 年 7 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70 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2264＇
1988 年实行的保守政策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加强投资控制和预算平衡。当时预计，1989 年到 1992 年这个
时期结束时，一旦调整完成，便可以用较温和的步调重新开始各项改革枣包括物价改革、企业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分离、
税制改革以及银行业改革。＇2265＇ 但是，1989 年「六四」之后西方国家的制裁进一步限制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更何况经
济官员还在继续实行谨慎的经济政策。即使很想与邓小平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的江泽民，在经济政策上也感到只能接受
主流气氛，而这种气氛现在更有利于陈云的慎重立场。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 1988 年的 11。2％降至 1989
年的 3。9％。为防止在这种急速的下滑中出现政治骚乱，没有让大城市的国营企业职工丢掉工作，工资也没有受到触动；
但是在小乡镇和行政村一级，从 1989 年到 1990 年有将近 2；000 万人丢了饭碗。＇2266＇这时邓小平想不顾一切加快发
展以维持民众的支持，然而他在党内缺少足够的支持。
爱国主义教育
「六四」后几周的危机时刻过后，邓小平等领导人开始处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年轻人对政府和共产党的疏远。
在谈及导致「六四」事件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到了没有对青年进行「教育」，他这样说的意思和毛泽东一样，是指政治
教育。但是邓小平的这种教育观并不集中在「意识形态」上，他认为那种教育过于僵化；他要提供的是公民和道德教育。
在「六四」之后这意味着什么？
东欧和苏联共产体制的崩溃表明，共产主义世界的年轻人已经失去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和共产党正统学说
的信仰。邓小平和他的党内元老们认识到，不能再指望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教育去打动中国的年轻人了。尽管
邓小平本人支持过反对地主资本家的阶级斗争，但它也无法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引起年轻人的共鸣了。
为了赢得中国年轻人的心，需要用什么来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答案似乎不言自明：爱国主义。67 强调
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百年屈辱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在 1940 年代就是宣传的主题，而且从未消失过。但是它在 1950 年代
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只起着次要作用。当邓小平在 1980 年代试图加强与西方的关系时，它已经趋于没落。然而在
1989 年之后，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出现了针对外国制裁的普遍的爱国主义反应。在很多西方人看来，对中国的制裁
是对在「六四」中使用武力的中国领导人进行抨击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制裁伤害的却是全体中国人。就
像抗战时期共产党人诉诸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一样，此时的爱国主义「教育」把民族主义
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说，批评共产党事实上就是不爱国。＇2268＇
出现这种意识形态转变的时机很有利。在邓小平时代，正如学者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所指出的，有
一种「对中国历史的逐步的重新肯定」。被毛泽东视为剥削者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曾是受批判的历史人物，而在邓小平时
代逐渐被重新解释为「那个时代的进步力量」。换言之，在邓小平时代，更易于用较客观的方式研究中国历史了；过去
被定性为阶级敌人的历史人物，又成了具有优秀或至少可以理解的品质的人。在 1980 年代末，甚至国共内战时的头号
敌人蒋介石也开始得到更加同情的对待，虽然毛泽东使他的成就黯然失色。＇2269＇ 1989 年之后，中宣部利用这种趋势，
鼓励年轻人以中国历史为荣。＇2270＇
正如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在谈到中国思想状况时所说，即便在 1980 年代中国人批判自己的传统、崇拜西方时，「在
叛逆的言辞背后？？也跳动着新一代热血青年躁动不安的心，他们怀着急迫的使命感，要重新找回作为中国人的自豪」。
＇2271＇即使没有爱国主义教育，到 1980 年代末时很多中国人已经认识到，1978 年开始实行对外开放以后，中国人过于
美化西方了（就像一些宣传干部所说，有些年轻人认为「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但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现
代化，中国人自然而然开始对自己的国家有了更多的自豪感。
「六四」之后外国人的制裁和批评，为邓小平及其同事提供了强化这种爱国主义的有效手段。天安门悲剧后的几
周内，邓小平开始强调他的爱国主义教导。中宣部巧妙地宣传外国人的反华言论，使很多中国人、甚至包括主张民主的
学生感到愤怒。西方国家阻止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1994 年后改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做法被广为宣传，将民众的怒火
引向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外国拒绝向中国提供现代技术，被说成是不公正地阻止中国分享现代化成果。外国人批评中
国对待藏人、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做法，被说成是外国列强企图削弱中国的阴谋。西方对台湾的支持和对中国主
张南沙和东海岛屿主权的抵制，在政府向中国民众作出的解释中，被说成是遏制中国的例证。诸如此类的宣传取得了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