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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而栽倒在地。紧急送往医院后他似乎有恢复的迹象，但在 4 月 15 日凌晨猝然去世。群众从晚间 7
点的电视新闻中得知了他的死讯，次日的电视和报纸又发布了正式的讣告。这一消息令举世震惊，他的去世完全出人预
料，引起了巨大的同情，甚至连一些强硬派也不例外。＇202＇ 邓力群是胡耀邦最高调的批评者和 1987 年 1 月批胡的带头
人，但这时他也赞扬了胡耀邦。他后来写道，胡耀邦从来不搞阴谋，胸怀坦荡，对人不抱恶意。邓力群还说，与胡相比，
赵紫阳则参与过阴谋和整人。＇203＇
群众能够长期被胡耀邦所感动，不仅因为他热情亲切，还因为他做人正派，对党忠心耿耿。他是知识分子的希望，
曾为他们作过勇敢的斗争。他是他们心目中好干部的表率——有崇高理想，无任何腐败劣迹。他曾长期担任团中央总书
记，能够与他所培养和提携的年轻人打成一片。然而他在 1987 年却被冷酷地免职，因为他被指责为对 1986 年的学生
示威太软弱。
1989 年的示威活动是对邓小平无意促进民主和没有支持胡耀邦工作的含蓄批评。胡耀邦的朋友觉得他受到了不
公正的批评。据他们说，胡耀邦为此深受伤害。他曾忠心耿耿为邓小平工作，邓的批评尤其让他伤心。1987 年被免职
后，胡耀邦不再看电视，人也瘦了下来。＇204＇很多人认为他死于彻底失望，是自由民主事业的烈士。但是，很多参加示
威的人关心的并不是胡耀邦个人，而是把他作为推动自由民主的一个契机。事实上，很多知识分子后悔自己在 1986 年
的学生运动中过于顺从，使运动轻而易举地得到平息。现在他们决心更坚定地站出来。
当学生们利用悼念胡耀邦去促进自由民主事业时，1976 年 4 月 5 日的示威（为悼念周恩来）和 1989 年 4 月的
示威（为悼念胡耀邦）之间明显的相似性，足以使学生们受到鼓舞，也令中国领导人感到担忧。1976 年的示威称为「天
安门事件」，而 1989 年的示威也同样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像周恩来一样，胡耀邦努力保护人民，含恨而终。不论 1976
年还是 1989 年，群众对于受他们爱戴的人没有得到更多的尊重而义愤填膺。1976 年的示威者借机抨击「四人帮」，
现在不是也可借机批评邓小平和总理李鹏吗？1976 年春天被逮捕的人在 1978 年秋天就得到了平反并被称为爱国者；
那么 1989 年的示威者难道不可能以后被称为爱国者吗？在那些希望有一个更仁慈的政府的人们中间，胡耀邦已经取代
了周恩来，成了当时的大英雄。
骚动的根源
1989 年春天，高层领导人——特别是赵紫阳与李鹏——之间的政治分歧，加上邓小平逐渐退出对日常工作的领
导，导致了相互冲突的信号和困惑。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使得引发社会骚动的严重问题在下层进一步发酵和加剧。在 1980
年代末，大多数学生更加关心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他们个人的自由，如自主择业和摆脱「政治辅导员」的权利。大学
生们通过艰难的高考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与勤奋，觉得有资格获得他们想要的工作。但是在 1989 年，由于重要的产业和
政府机关缺少训练有素的大学毕业生，政府的政策仍然要求大学毕业生服从工作分配。由于每个学生的工作分配部分地
取决于同学生住在一起的政治辅导员如何在学生的档案中写「小报告」，政治辅导员便成为政府监控的象征。这些给学
生写报告的政治辅导员的教育水平很少赶得上学生，有些辅导员被怀疑有偏向，有些甚至炫耀自己有权影响学生的前程。
很多眼界开阔、思想独立的学生，对于要不断讨好辅导员深恶痛绝。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是取消这些政治辅导员，
使他们能够自主择业。学生们其实很少花时间讨论选举制度。
知识分子，不论年轻年长，仍对 1983 年的反精神污染和 1987 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耿耿于怀。大受欢迎
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在 1980 年代末播放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后被保守派封杀），它批判象征传统中国的黄河，赞扬
给中国带来国外新思想和现代行为方式的蓝色海洋文明，引起很多知识分子的共鸣。＇205＇
对普通民众来说，主要的担忧则是通货膨胀。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职工等拿固定工资的人，看到有钱的私人
经商者炫耀其物质财富，推高市场价格，威胁到工薪阶层获得基本温饱的能力，这让他们感到愤怒。这个问题又因腐败
而加剧：乡镇企业的从业者从政府和国有企业获取短缺的原料和资金以自肥，自主经营的企业家赚到的钱至少部分来自
钻政府的空子。「官倒」想方设法把社会财富装进自己腰包，遵纪守法的干部的收入却停滞不前。＇206＇农民工开始纷纷
涌入城市，也加剧了通货膨胀问题。
官方数字尽管低估了实际变化，仍显示 1987 年至 1988 年北京的消费物价上涨了 30％以上，这使那些依靠固
定工资、过去 30 年来一直有着物价稳定预期的家庭感到恐惧。此前为养老和以后生病而攒钱的节俭家庭，却痛苦地看
到自己的存款在贬值。由于物价持续上涨，政府又声称要进一步放开价格管制，使愤怒变成了恐慌。
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政府干部一向受到为社会利益而工作的教育。令他们愤怒的是，中国社会中最不道德的人，
只为自己干活的人，和为谋取私利而攫取公共资源的人，如今能够出入高档餐馆，住好房子，穿着时尚，买得起摩托车
甚至是汽车。没有哪个城市像北京那样，集中了如此之多拿工资的机关干部或将在毕业后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大学生。
这些人认为，国营企业应当用它的更多收入给职工加薪或至少提供更多福利。在 1989 年春天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甚至
一些愤怒的机关干部也冒险加入了示威，并且打出自己机关单位的旗号。不过，即使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学生们反通胀、
反贪官的口号，也泄放出了他们积蓄已久的愤怒。
中国民众提到「贪官」时，并不是在说犯法的人，因为当时法制的观念并不强；他们指的是那些利用别人没有的
职务或个人关系谋取私利的人。对「官倒」怒不可遏的抗议学生要求公布他们的收支、他们拥有的别墅数目以及他们子
女的金钱来源。＇207＇ 1966 年时有很多高干子女踊跃参加红卫兵反对「走资派」，但在 1989 年高干子女很少加入抗议
活动。相反，他们和父母一起因为享有特权而受到抨击，因为他们把权力地位变成了在新的市场经济中谋利的资本。
对于国企职工来说，企业被迫进入市场后他们可能丢掉「铁饭碗」——即得到保障的工作和福利——这比通货膨
胀还可怕。政府已经开始向亏损的国企施压要求其降低成本。一些企业甚至获准破产，引起了职工的恐慌。这对工人们
有极其重大的利害关系，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大的国有企业很像美国的军事基地，不但是
经济单位，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它们提供有补贴的住房和医疗，甚至职工子女的教育。对于国企职工来说，失去工
作就等于失去一切。 因此，自由市场会把国有企业淘汰出局的前景十分可怕。
在 1980 年代中期，随着经济的增长，很多农民工涌入北京和其他城市打工，尤其是机械的使用尚不普遍、需要
大量人力的建筑业。但是 1988 年底为控制通货膨胀对经济采取的紧缩政策，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机会。很多
失业后仍留在城里艰难度日的人，却看到「官倒」和大款们在炫耀财富。总之，对很多人来说，市场力量带来的巨变让
他们深感不平。
除了这些不满的来源，还有很多人想得到自由迁徙之外的更多的权利。他们厌倦了生活在因「政治错误」而挨整
和受罚的恐惧之中。自由民主的呼声和对胡耀邦的赞美凝聚成了一种诉求，要摆脱国家的监管，摆脱官方强加的批评会。
从悼念到抗议：4 月 1522 日
4 月 15 日傍晚，在宣布胡耀邦去世几小时后，北京大学的墙上就贴满了悼念他去世的大字报。＇208＇次日，大约
800 名学生从学校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献花圈。警察对于从大学前来悼念的
人并未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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