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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陈云后来解释说，他所说的管制是指宏观调控；鸟笼可以是一国一省，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比一国还大。＇165＇然而
这种解释并没有终止对他的批评。
尽管陈云的批评者有时会让人觉得他反对一切改革，但事实并非如此。陈云支持赵紫阳在四川率先进行的让企业
自负盈亏的改革；他赞成中央在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面给予企业更大自由；他并不反对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并支
持在工商业领域放松管制，让下级干部有更多的自由进行探索；他还同意在价格上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使一些当时仍由
计划管理的小商品转而进入市场交易。他也想让经济保持活力。＇166＇但是陈云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护计划体制的良好秩
序，使重点工业部门得到它们需要的资源，并确保通货膨胀不至于失控。在这些问题上他表现得很固执。
在中共十二大（1982 年 9 月 1 日至 11 日）和随后的全国人大（1982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10 日）公布的
文件中已经反应出邓小平和陈云在增长速度目标上日益扩大的分歧。党代会上的大多数文件都是由谨慎的计划干部起草
的。但在邓小平的坚持下，大会接受了到世纪末让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这一目标。邓小平坚定地重申，计划增长
率大大低于实际增长率不是好事。＇167＇作为一名严守纪律的党员，陈云没有公开批评邓小平在本世纪末翻两番的计划，
但是他也确实没有表示认同。他再次强调未来 20 年的经济建设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用较温和的增长打基础，后
十年再谋求更快的增长。＇168＇
经过修订的「六五」计划（1981 年1985 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获得通过，它反映着谨慎的计划干部的胜利。
未来五年的年均增长目标被确定为 4％到 5％。同期的基本建设投资为 230 亿美元，与第五个五年计划相比几乎没有任
何增长。投资的重点是能源和交通运输，同时也将增加教育、科学、文化和卫生保健的支出。
此时，胡耀邦认为他能够为现代化作贡献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走遍全国所有县市，给地方干部打气。他听取他
们反映的问题，尽力消除发展经济的障碍。根据他对农村的视察，胡耀邦确信各地有能力发展得更快。针对陈云所主张
的 80 年代增长要慢一些，以便为 90 年代更快的增长打好基础，胡耀邦回应说，现任的领导人应当在 80 年代全力以赴，
以免给 90 年代领导经济工作的人留下不切实际的目标。在陈云和支持他的谨慎的计划干部看来——甚至包括赵紫阳在
内——胡耀邦竭力支持地方干部的做法过于随心所欲，而且他对遏制通货膨胀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胡耀邦在各地的视察使他和陈云发生了冲突。虽然两人在平反错案上曾经合作得很好，而且胡耀邦对陈云仍很恭
敬，但陈云对胡耀邦的意见越来越大。在 1983 年 1 月 12 日一次讨论年度计划的会议上，邓小平再次指出，1981 年
开始的「六五」计划仍把年增长率定为 3％到 4％，可是实际增长率比这高了一倍多。
数据来源：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
362。
邓小平再次问，计划和实际情况差别如此之大，这合适吗？计划干部回答说「这样不会坏事」。＇169＇邓小平于是
采用他的典型风格：既要避免对抗，又要让他的战略占上风。他并不公开批评陈云和党的决定，但也不限制地方干部想
方设法加快发展，不阻拦胡耀邦下去视察。面对他所不赞同的党内共识，邓小平的对策一贯是：「不争论，大胆地闯」。
赵紫阳：构思改革
陈云在 1980 年同意赵紫阳应当有个班子研究新时期的经济问题，他承认此时已不同于他建立计划体制的时期了
（对赵紫阳的介绍，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赵紫阳刚来到北京时赞成陈云的经济调整政策，陈云
因而也支持赵紫阳让企业经理有更多自主权和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在更一般的意义上，陈云也很欣赏赵紫阳「讲北京
话」的努力，欣赏他愿意放弃多年来形成的地方领导人的思维方式，转而关注全国经济大局。
赵紫阳希望避免政治斗争。虽然身为总理，他并不干涉陈云和谨慎的计划干部领导计划经济的日常工作，而是和
他的智囊团一起在常规的官僚体系之外，专注于如何引导相对封闭的经济变得更加开放这一重大问题。当赵紫阳和他的
智囊班子在北京工作了两三年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于经济发展方向的新观点，而邓小平也开始转向赵紫阳征求意见。
此时邓小平已经对陈云和谨慎的计划干部领导下的缓慢增长失去了耐心，他开始离陈云而去，转而借助于赵及其智囊团，
让他们提供基本经济政策的指导。赵紫阳直接同日本顾问、世界银行召集的各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员展开合作，为中国
应当如何进行转型构建思路。当时尚无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并且没有造成严重动荡地——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可
持续的、开放的市场经济。因此，当世界银行官员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经济学家来到中国时，最重要的会谈都是与赵
紫阳进行的。赵紫阳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但外国人对他的学识、求知的好奇心、掌握新观念的能力以及分析
水平都留有深刻印象。＇1610＇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1988 年访问北京时，与赵紫阳的会面原本
预期为半小时，但这次只有赵紫阳、佛利民和译员在场的会谈却整整进行了两个小时。佛利民在谈到赵紫阳时说：「他
对经济形势和市场如何运行都很有洞见。」佛利民把这次会见描述为「令人着迷」。＇1611＇
赵紫阳的智囊团之一是一个小型的（30 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它在农村改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最
初是由一群有见识的青年才俊组成的讨论小组，他们在文革期间「下放」农村多年，对农村的情况有深入了解。1981
年 11 月它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下属的独立机构。＇1612＇此后又并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参与过制
定包产到户政策的工作，后来每年都为中央起草有关调整农村政策的 1 号文件。＇1613＇
赵的另一个智囊团是体制改革委员会，它是为研究根本性的体制改革而成立的。由于它能就改革官僚部门建言献
策，一些官僚对它有可能提出的建议很敏感。它最初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一个体制改革研究小组，1980 年改为「国务
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受赵直接领导；1982 年 5 月更名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升格为部级单位。在赵紫阳
的领导下，它到 1984 年已有大约 100 名官员。＇1614＇忠诚且勤于钻研的官员鲍彤，最初是由中组部派到赵紫阳手下任总
理秘书，此时开始成为赵紫阳班子的主管。
在智囊团里为赵紫阳工作的人，都十分尊重和钦佩赵紫阳。他们喜欢他毫不做作的随和作风、不拘一格广纳贤言
的开放态度，以及能把想法转化为推动国家前进的实际政策的能力。
向国外学习
1978 年 6 月 23 日，邓小平在听过教育部派遣留学生计划的汇报后说，要把出国留学生的人数增加到几万人。
邓认为，中国要想快速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学习和采用在国外已经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思想观念。苏联人由于害怕「人才
流失」，不太愿意让有才华的学者和学生出国。毛泽东则对西方紧闭国门。甚至蒋介石也曾担心一些最聪明的年轻人会
很快流向国外。然而邓小平对于人才流失从来不担心。正因为如此，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现代化的秘诀这一点上，除了日
本和南韩外，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广度和深度上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相比。而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它在
学习外国的规模上很快就超过了日、韩两国。
邓小平派官员出国考察，邀请外国专家成立研究国外发展的机构，鼓励翻译外国文献——所有这些举措都规模宏
大。日本和南韩的领导人担心国内的公司会被外国公司的竞争压垮，邓小平则不同，他鼓励外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