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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夜话-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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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学者,特别是宋代的理学家,常常把志气讲得很玄妙。最著名的如朱熹,在《朱子全书》中说:“志者心之所之,比于情意尤重;气者即吾之血气而充乎体者也。”真德秀的《真西山集》也有一篇《问志气》,其中说:“志谓心志,气为血气。”这些宋儒的议论,实质上都是对于志气的唯心主义的解释。他们没有可能把问题说清楚,而只能似是而非地敷衍一番,令人费解。还有,元代的理学家许衡,在他所著的《鲁斋心法》中说:“云从龙,风从虎,气从志。龙虎所在而风云从之;志之所在而气从之。”这一类牵强附会的说法,在古书中就很不少,我们现在读古书,必须抛弃这些糟泊。要象沙里淘金一样,善于吸收古书的精华。
在这里,我倒希望大家读一读诸葛亮《诫外甥》的一封信。这封信写道:“夫志为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这位诸葛孔明先生,主要的活动都在公元第三世纪的初期,他的思想受了当时条件的限制,当然不可能都很完善,但是,他的见解与其他古人的相比,却有许多独到之处,确属难得。他首先主张要树立崇高远大的志向,反对庸俗下流的倾向。这一点就非常重要。我的那位青年朋友,害怕强调志气会产生浮夸的毛病,正是因为他不懂得立志高远的重要性。
其实,所谓志气,我以为应该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地说明它是物质性的。这个道理很明显。任何人都不能没有志向;任何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又都不能没有相当的气魄。一定的志向和实现这志向的气魄,归根到底乃是物质运动的客观过程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人的高级神经这个物质本身活动的结果。
当你彻底地认识了我国农业十分落后的实际情况之后,在你的思想上就会发生一种强烈的反应,要把这落后的农业改造为现代化的农业。这无疑地是一种高尚的志向。为了实现这个志向,你又不能不从实际出发,分析各种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从而下定决心,要进行长期的努力,去改造农业。这就是一种伟大的革命气魄。由此可见,把志气完全看成是抽象空虚的、不切实际的、唯心主义的概念,那是非常片面的、非常错误的。
试想一下,假若我们没有崇高远大的志向,而庸庸碌碌地只看到眼前的一切,那末,我们又怎么能够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呢?
当然,这样的雄心大志,绝对不能只是一个人的志气,而必然是最大多数人的集体的志气。在这里,个人的志气和集体的志气完全可以统一起来。但是,在集体的力量支持下,从每一个个人来说,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根据祖国和人民的需要,树立雄心大志,并为它的实现而不怕一切困难,坚持奋斗。
交友待客之道
我们中国人是最好客、最爱交朋友的。解放后的我国人民,更是满腔热情地经常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因为接待的人多了,有时也难免有不够周到的地方。对于某些礼貌不周之处,多数朋友知道真情,当然可以谅解;有的也可能不会谅解。所以,做接待工作的同志们,应该很好地体会并且善于表达我们待客的真情实意,吸收古来丰富的交友待客的经验,把接待工作做好。
谈到接待宾客的经验,首先应该提到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宾客往来很多,因此,诸子百家差不多都谈到交友待客之道。后来各个朝代的外交活动,扩大到中亚、东南亚和非洲的许多国家,人们又把过去交友待客之道,运用到外交活动上去,并且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它的内容。如果有人把这一方面的材料收集起来,一定可以编出一部好书。
古人交友待客虽然与我们现在完全不能相比,但是他们也有一些道理仍然值得参考。例如,孔子在《易》《系辞传》中说,“上交不谄,不交不渎”,这也可以当做古代人交友待客的一条重要原则。所谓不谄不渎的意思,也就是说,既不要低声下气,又不要高傲怠慢。
同样,《礼记》中说:“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这也可以同不谄不渎联系起来做解释。失足、失色、失口实际上就是指的行动、态度、言论上的错误,这是交友待客之大忌。一切错误也总不外乎行动、态度、言论这三个方面的。而一旦对待朋友和客人做了不正确的行为,或者态度傲慢,或者答应的事情失信了,诸如此类的错误有所发觉,就应该主动地向朋友和客人声明纠正,表示歉意。
明朝永乐年间有一位学者,名叫薛瑄,在他的《读书录》中讲了许多接待宾朋的道理。有一点特别值得重视。他说:“虚心接人,则于人于忤;自满者反是。”这是把虚心看做交友待客的根本态度,真可谓一语中的,抓住了要害。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接待宾客态度不好,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不虚心。如果遇到对方有弱点,就更加盛气凌人,目空余子。针对这种毛病,所以薛瑄还主张,“人有不及者,不可以己能病之”。这是十分重要的话,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尤其是在运动竞赛等场合,要提倡虚心的态度,决不要自以为能,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有的人对于“不及者”倒还可以团结,而对于比自己强的人却不能虚心团结。古人也有这个经验。宋代岭南的大学者何坦,写了《西畴常言》一书,他主张“交朋必择胜己者,讲贯切磋,益也”。这就是说,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这对自己有好处,因为可以向他学习,提高自己。目前参加国际运动竞赛的同志们,应该好好体会这个意思。
现在有许多国际朋友来到北京,当我们和外宾在一起的时候,正如唐朝的王勃在《滕王阁序》里所描写的那种情景,真是“胜友如云”“高朋满座”,叫人兴奋得很。我们主客之间的关系,更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因为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首都,这就足以说明一切问题了。
评《三十三镇神头图》
据说有一幅唐代的古画,名叫《三十三镇神头图》。这是描绘古代中国人同外国人比赛围棋的一幅图画。它反映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一些教育,对于如何正确地处理国际的运动比赛之类的问题,将会进一步有所认识,便于彻底地防止和纠正人们在看待国际比赛中的某些不正确态度。
这一幅古画可惜早已失传了。它是否有摹本或其他遗迹留在人间呢?恕我见闻谫陋,不能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幸亏有一部唐代的著作,记载了这幅图画所描绘的故事内容。这就使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对它进行大胆的评论。
唐代著名的小说家苏鹗,写了一部书,名为《杜阳杂编》,其中记载了这个历史故事,也提到了这一幅图画。
故事发生在唐宣宗大中年间,即公元第九世纪中叶。当时日本的王子访问中国,献给唐皇许多礼品。唐宣宗设宴款待日本王子,并且演出百戏杂技,欢迎贵宾。日本王子擅长围棋,要求与中国的棋手比赛。宣宗指定了第一流的棋手名叫顾师言的,跟日本王子比赛。双方各下了三十三着棋,不分胜负。顾顺言使出了一个绝招,即所谓“镇神头”的一着棋。日本王子估量自己赢不了,就要打听顾师言是第几流的棋手。在旁边看棋的唐朝官员骗他说是第三流的。王子要求见第一流的。那个官员又说:必须赢了第三流的才能见第二流的,赢了第二流的才能见第一流的。日本王子长叹一声说“小国当然不如大国”,于是只好认输了。
看来《杜阳杂编》的这一段记述是可靠的,因为作者苏鹗是唐代光启年间的进士,距离故事发生的时候只有十几年,他记述的唐代其他史实也都很有价值。虽然他对这个故事不敢加以批评,但是他对唐朝官员的态度显然很不赞成,并且他把描绘《三十三镇神头图》的画家称为“好事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不满。
如果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评论这件事,那末,可以肯定地说,唐朝人对待这种比赛,特别是涉及国际关系的这种比赛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不必要也不应该用现代的帽子,乱扣在古代人的头上;但是,我们却很需要从这个故事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事实很清楚地表明,唐宣宗对日本王子的款待,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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