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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张贵妃的头发和陈逵的妹妹头发一样长，这大概是女人长发的最高限度了吧。事实也不尽然。宋代的《谢氏诗源》中曾经记载了另一个发长的美人，她的头发甚至于比陈逵之妹或张贵妃的更长。据称：
“轻云鬓发甚长，每梳头，立于榻上，犹拂地；已绾髻，左右余发各粗一指，结束作同心带，垂于两肩，以珠翠饰之，谓之流苏髻。于是富家女子，多以青丝效其制，亦自可观。”
这一段文字并没有说明轻云长得有多高，显然她不是特别娇小的身材，总是普通的个子，那末，她的头发无疑地要长得多了。
当然，这些例子都只能证明，世上有许多长发的女子。至于男子呢？难道就都没有长发的吗？据说三国时代魏国曹丕的儿子曹睿的头发最长。《魏志》《明帝纪》注云：
“孙盛曰：明帝天姿秀出，立发垂地。”
后人公认孙盛是一位正直的历史家，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不过他没有说明曹睿的头发的长度到底如何。还有同样的记载见于《北齐书》《王琳传》，它写道：
“琳体貌闲雅，立发委地，喜怒不形于色。”
这个王琳乃是北齐著名的大将，是“聪敏强记，轻财爱士，为时称许”的人物。可惜史籍上也没有确切地记载他的头发的长度。类似这样笼统的记载还有许多。如唐代苏鹗的《杜阳杂编》中说：
“罗浮先生……颜色不老，立于床则发垂至地。”
至于有确切的长度可考的，则有《神仙传》所说的“孙登，……发长丈余”的记载。这种记载虽然不完全可信，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人的头发长到一丈上下很有可能。现代生理学家的研究结果证明，头发每天能长出零点三五毫米，一个月能长出一厘米，五年就能长到六十厘米，等于一尺八寸。如果五十年间头发不脱落，就能长到一丈八尺，岂不是长得很吗？
不过，一般地说，要长出这么长的头发是不可能的。它不同于身体的其他部分的健康状态可以依靠锻炼得来，它更多地是由于先天的特殊条件造成的。比如说，某一部分的内分泌机能特别旺盛，超过了平常人，就很可能出现长发的奇迹。但是，也有人认为这种长发现象可能是智力不发达的象征。这一点恐怕也不尽然。我们从上述例子中，看到古人长发的并不愚蠢，便是证明。比较稳妥的说法应该承认两种情况都有存在的可能。而历来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却不见有长发的，这也是事实。宋代郑厚的《艺圃折中》说：
“须、眉、发皆毛类；分所属，毛发属心火也，故上生。
贵人劳心故少发。”
不管他说的什么贵人不贵人，也不管他说的什么心火，事实证明，用脑力过多的必然会引起头发脱落。明代李梦阳的《空同子》说：
“发，血之余。血，阴也。发黑者水之色也。白者反从母气也。凡物极则反。”
我们如果撇开他说的阴阳五行的词句，从实质上看，他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古人因为忧愁过度，“一夜头白”或者“须发尽落”的多得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便是早年落发的人。他有许多诗篇是为发落而写的。这里只要举出他的一首七绝就够了。他写道：
“多病多愁心自知，行年未老发先衰。
随梳落去何须惜？不落终须变作丝。”
因此，我们见到短发白头或脱发秃头的人，完全不要悲观；同时，看到长发的奇迹也不必感到惊讶。
为什么会吵嘴
在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第四路环行汽车上，前天发生了一场吵嘴的事情。一位目击者叙述当时的情形说：
“当着四路环行汽车经过东单站的时候，上车的人很多。快要开车了，车门就要关上，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壮年人，一股劲地往车上挤。售票员说服无效，终于在车子已经开动的时候，再一次打开车门，让这个乘客上车。不料这个人上车以后，对售票员竟然大发脾气：你们把车开回家去吧，不用拉客啦！这么难听的一句话，立刻激怒了同车的人们。没有等售票员说话，有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就接话了：你为什么硬要挤上车来？那个壮年人接着又是一个挑战的语气：你是干什么的？你管得着吗？青年人理直气壮的说：不合理谁都可以说！壮年人毫不让步地吵起来：你懂个屁！这一场吵嘴就这样越吵越难听了……。”
他们为什么还会吵嘴呢？这样的吵嘴不是我们在旧社会里才遇见的坏现象吗？为什么经过解放后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几年的大跃进之后，现在还有人这样爱吵嘴呢？读者在来信中不禁表示极大的惊奇，因而提出了这些问题。我认为这是值得重视的现象。
吵嘴在旧社会本是司空见惯的，在解放前的北京，你随便走在大街小巷，到处都能遇见人们因为一些小事而争吵不休，甚至于打起架来。那时候，社会秩序混乱，人与人之间充满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并且必然由此而北生了社会风气方面的欺骗、讹诈、恫吓、斗殴、争吵等等恶劣的现象。解放后十多年来，经历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我们的首都北京和全国各地一样，社会面貌已经根本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也随着起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的高尚风格已经逐渐树立了起来。但是，旧社会的残余在许多方面远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吵嘴作为旧社会的恶习之一，当然也不免还有残余存在。并且，在群众性的社会运动中，有些坏现象即便匿迹于一时，而日久玩生，又可能重新出现。这是不足为奇的。
有人说，吵嘴的现象所以会继续发生，是因为人们还缺乏“谦让的美德”。这个意思似乎是要以古人的所谓“谦让的美德”，照样搬来作为我们今天社会道德的准则之一。这样看问题究竟对不对呢？
不可否认，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所谓“西方文明”没有传到中国以前，我们中国人历代相传，都以谦让为美德。《易经》有《谦卦》。彖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书经》《大禹谟》利用大禹的传说故事来说教，提出了“满招损、谦受益”的口号，显然是为了维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的利益。《礼纪》更直截了当地主张“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周礼》也说：“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这些就是古人的所谓谦让，但是这些提法与我们现在反对自满、提倡谦虚的精神，从根本上说决无共同之点！
很明显，古人所谓谦让，往往是虚伪的，是“欲取而故让”。正如三国时代的曹操在《让礼令》中说的：“让礼一寸，得礼一尺，斯合经之要矣。”可见“让”的目的是在于“得”，让一寸是要得一尺。这可以说是古代提倡礼让者的不打自招，这也是历代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提倡礼让的真意所在。旧社会中种种坏事正是在这样虚伪的以谦让为美德的幌子下干出来的。我们现在再也不要听信那一套了。然而，古人所谓谦让尽管是虚伪的，毕竟还不敢露骨地争吵，这一点也应该承认。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象四路环行公共汽车上发生的这一场吵嘴，并不是由于缺乏什么谦让美德的缘故。这一场吵嘴在实质上显然反映了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新与旧的斗争。那个四十来岁的乘客，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他实际上代表了社会上很少数的落后分子，这种人对于社会主义的风格，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原则没有真正的理解，他们满脑子还是旧思想意识和旧社会的坏习惯、坏作风的残余，有时就不免会暴露出来。而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社会主义的互助协作和集体精神已经日益深入人心，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少数落后分子残余的坏思想、坏作风是不堪容忍的，它们一旦暴露，就一定要遇到广大群众正当的反对。
我这样说，决不是小题大做，故作惊人之语，也不是企图进行“煽动”叫大家给一些人乱扣落后分子的帽子，斗他一通。我们决不能这么做。对于那些落后分子，我们主要的是应当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我在上边说了许多话，我的意思只是要指出这种小事的社会背景和实质引起大家注意而已。
总之，我认为四路环行公共汽车上的这一场争吵，虽然只是偶然发生的一件小事，但是，它却表明了我们现时社会生活中新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对于这一类事情，既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应该熟视无睹。我们应该提倡什么，应该反对什么，必须认识清楚。要知道，任何重大原则的分野，常常是隐伏在不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