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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所有的人一样，爱过幸福。每天醒来，我同人们一道把幸福寻找，但在他们的路上，我从未把她找到。在人们宫殿周围的沙漠上，我未能看见幸福的脚印；从寺院的窗户外，我也不曾听到里面传出幸福的回音。当我独自一人去寻找幸福时，我听到自己的心灵在耳语：“幸福是一位少女，生活在心的深处，那里是那样深，你只能望而却步。”我剖开自己的心，要把幸福追寻。我在那里看到了她的镜子、她的床、她的衣裙，却没有发现幸福本身。
我爱过人们，非常热爱他们。这些人在我的心目中，可分三种：一种人诅咒人生坏，一种人祝福人生好，还有一种人则对人生深深地思考。我爱第一种人，因为他们日子过得太糟糕；我爱第二种人，因为他们宽容、厚道；我更爱第三种人，因为他们有头脑。
兄弟，我们不哭
深圳青年
邓康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次大战役中，盟军的一队伞兵因飞机偏航而误投绝境。他们被捕了。
在德兵的刺刀下，俘虏们做着苦役，身形憔悴，支撑他们的是盟军一定会打过来的信念。
枪炮声一天天近了，德军脸上的乌云也越来越重了。一天黄昏，一阵急促的号子把俘虏们赶成一长排，周边是荷枪实弹的德国士兵，伞兵们一下子就明白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一位年轻伞兵的手剧烈颤抖着。他想起了爸爸妈妈，还有可爱的未婚妻。他的眼睛湿润了。一位老兵紧紧抓住了他的手：“兄弟，我们不哭！”
一瞬间，所有的伞兵一个接一个地把手拉在了一起。
天地无声，枪炮声突然响了。万分巧合的是盟军在这一刻发动了进攻，正义的枪弹压过了屠杀的子弹，一些伞兵幸免于难，其中有那位年轻的伞兵。后来，他随大军攻克了柏林，当他凝望着纳粹“牺牲的兄长。他噙着泪喃喃自语：“兄弟，我们不哭！”
已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了，那种闪耀着人类光荣的精神，依然撼人心魄。
我们时常在攀高的路上摔倒，甚至从半山腰上滚下去，但我们不哭，因为山还在，我们的青春和激情还在，那么，我们最终有征服它的时候，我们有最后笑的时候。
熊家的儿子
美文
金圣华
小时候住在台北和平东路北师附小附近一条弯弯曲曲的长巷里。那年头，台北还没有高楼大厦，因为怕地震，所以民居以平房为主。
当年住在两个相连的大院子中，院子里建了好几座独立的房子。房东是位慈祥和蔼的太太，自己住在院中独一无二的楼房上，像母鸡般拱卫着楼下的房客。谁要交不出房租，准可以又拖又欠，赖个不亦乐乎。房东太太的算盘只会打出，不会打进，一片善心，反而弄得自己时时手头拮据。
院子里有很多孩子，白天各忙各的，到了晚上，都聚在院子中讲故事、数星星。每逢暑假，大人小孩都出来纳凉，这家搬出大西瓜，那家端上绿豆汤，大家围坐共享，好不热闹。
有一年，侧院搬来新邻居，姓熊。熊家有个儿子，年纪较长，脸圆圆，头大大，不爱读书。那年联考考不上中学，只进了夜校。
熊家的儿子沉默寡言，数学不好，听说只热衷于写小说，而且还想写武侠小说。
熊爸爸与熊妈妈时常吵嘴，有时候还拿儿子出气。院子里的邻居心目中认为功课差的就是坏孩子。没有谁喜欢跟熊家的儿子玩。
这熊家的儿子，长大了就是古龙。
从达利想起达利的书，震撼力很强，经久耐看，但是，并不令人喜爱得想据为己有。
喜欢的反而是达利设计的珠宝。
那一年，有幸在巴黎参观达利的回顾展，意外的是竟然看到了许许多多达利设计的精品。
珠宝一到达利的手中，不再是冰冷冷的金属或矿石，全都活了，像赋予了生命似的在眼前展现。
记忆中有一张极具诱惑力的樱唇，用红宝石镶嵌而成，唇中露出贝齿，细看是颗颗光润的珍珠。还有一棵华彩夺目的金树，树上挂满了各色宝石，像是童话王国的产物。
达利的设计，使人明白珠宝的妙用。
珠宝并不是用来挂在颈上或套在手上以炫耀财富的。稀世的奇珍，配上巧匠的心思，方能相得益彰，充分发挥美的极致。
大红衣服配上翡翠项链，彩蓝长袍佩上红宝胸针，首饰再醒目、再贵重，也不济事，徒然显得饰主庸俗不堪而已。
穿金戴银，必须注意美感的效果，否则，与身上贴满钞票无异。
多一只碟子从朋友口中，听到一则轶事：电子学教授陈之藩当年自美国来香港中文大学履新，临行之前，与夫人在家中整理行装。陈教授夫妇有一套精美的茶具，收拾装箱时，一不小心，打破了一只茶杯。
一般人的反应，一定是感到十分心疼，好端端的成套茶具，打破一只杯，如何去配？谁知陈教授的反应却不然，他莞尔一笑，坦然说道：“真不错，又多了一只碟子！”凡事从好处想，这种能耐，在现实生活中，确能使人受益无穷。
陈之藩教授不但是位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位了不起的散文家。他的散文集，如《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等，清新隽永，当年曾使我折服不已。如今回想起来，令我惊叹的，不仅仅是他那优美的文笔，而是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睿智与巧思。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这是一句老话，老得几乎令人不想再重复，可是生命的旅程，行行复行行，在漫长的旅途上，的确会遇上一重又一重的挫折。
每当失意时，总觉得别人为什么比自己幸运？别人生意兴隆，仕途平坦，财源广进，名成利就，自己为什么如老牛破车，踽踽独行在暮色四合的郊野上？果真如此吗？杯中只有一半水，有人喜滋滋地说：“好呀！还有半杯。”有人愁眉苦脸：“哎呀！只剩下半杯了。”分别就在这里。
不写回忆录记得有一次，看罗大冈写的《罗曼·罗兰小传》，书中提到在一大堆罗兰的手迹中，发现了一张小字条。
这字条是他十四五岁时写的，答应妈妈要好好用功，努力去投考法国最负盛名的理工学院……看了这段记载，就感到人生实在有趣。一个孩子写的便条，后来都成了墨宝。
哪家孩子没写过这样的条子？人真得出名才行呢！成了名家之后，当年的垃圾都成了宝。后人会千方百计从鸡毛蒜皮的小事中去发掘资料，以便撰文立传，或写研究报告。
可是立传对象当年的感情生活或内心世界，又有多少人可窥透？人心是个无底的洞，探之不尽，人往往连自己都不了解，更何况去了解别人？这世上有多少传记是真实无欺的？实在很难说。
历史是透过长距望远镜观察所得的内容，孰真孰假，难以确定。
传记是运用显微镜放大的图像，难保没有夸张渲染的成份。
除非是传记家贴身追随立传的对象，为他记下详细的起居注，就像“约翰逊博士”的传记一般。即便如此，也不见得一定准确无误。
人生处处都有“罗生门”，各人眼中看到的事物，必然会因角度不同而有所偏差。
所以有些名人既不让人立传，也不愿意写什么回忆录！书与人有朋友在情场上轰轰烈烈地驰骋了一阵，终于累了，最后，收拾情心，悄悄退回书斋之中，终日与书本为伍。再听不到他唉声叹气，只觉他心情平和，仿佛一切都豁然开朗，天地广阔了许多。
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完全寄托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原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对方喜则自己心花怒放，对方怒则自己心惊胆颤，对方的一笑一颦，完全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起落，这又何苦呢？面对书本，则完全没有这种麻烦。
择书比择友简单得多，不擅辞令、厌恶应酬的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徜徉于书林之中，游目四顾，俯拾皆友。
看书，可以博览，可以细嚼，没有人会怪你喜新厌旧，也没有人要求你从一而终。你大可以从一本换到另一本，喜爱的书，不妨一读再读；不耐看的书，又可随手抛下，谁也不会因此而伤心失望。人际关系错综复杂，那“书际关系”呢？只要花点时间去了解，再高深的学问也弄得明白。
手持一书，吟哦于四壁之中，神游于四海之外，既可以与老庄谈心，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