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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华此举，没有征得国藩的同意。
因为曾国藩不要钱之语说得如此之响，所以曾国华此次送钱回家，做得不声不响，而当此之际，曾家确实非常困难。
曾国藩出山领兵后，曾家的生活反而更紧张了。一是以前曾国藩每年还较为稳定地寄回家里一二百两，从军之后此项不增反减。二是曾家前后经历了祖父、祖母、曾母去世，旧时代大户人家办丧事是笔巨大的花费，往往会一下子掏空家底。三是曾国藩回家奔丧不久，在京的妻儿家小都回到了湖南老家。曾家几兄弟这些年也纷纷给家族添人进口，曾家人口已经多达二十多人。曾家的体面乡绅生活本来就是苦撑面子，现在又平添了好几口人，生活更加紧张。
曾国藩的老父亲曾麟书因为家中财政紧张，愁苦异常。而老人因理解曾国藩的处境，支持他清廉带兵，绝不开口向曾国藩要钱，只好自己左右支撑。直到咸丰八年曾国藩奔父丧回家乡居期间，才知道家中的窘况，后悔不已。而此际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又要结婚，没有这笔钱，实在难以支持下去。此时曾国藩已带兵三年，积银万两，也非常正常。相信此举一定可以大大缓解曾家的经济状况。
曾国藩得知此事之后，按常理推测，应该在家书中有所表示。不过在今天能见到的家书中并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内容。一种可能是，有一些曾国藩家书，出于各种考虑，没有保留下来。
第六章 曾国藩的和光同尘和曾国荃的求田问舍
第一节 为什么对军队的抢劫行为“闭一只眼”
因为未得到皇帝的信任，曾国藩带兵三年，一直未获督抚之权，孤悬客处，名不正言不顺。加以他刚正严厉的作风与地方官员卑鄙下作的品性相厌相克，在各地官场都处处碰壁，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咸丰七年初，他接到了父亲的讣告，未经皇帝批准径直回乡，并在随后的奏折中历数数年来办事之难，要求皇帝给予他明确的权力。没想到咸丰顺水推舟，批准他回家守制三年，实际上即解除了他的兵权。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灰溜溜地回到了乡下老家，心情极度恶劣。他反复阅读经史及老庄，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这一年多是曾国藩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他对自己在官场中处处碰壁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结论是自己不按潜规则办事，原则性过强，得罪人过多。“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
经过一年多的乡居，再出山时，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行动做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他的朋友胡林翼说他再出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他自己也承认：“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次。”
改弦易辙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金钱的态度。他反省到：“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从此他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开始对部下宽之以“名利”，在金钱上手笔宽松了很多。他说：“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退回到独善其身的底线。
不但不禁人之苟取，他有时还以金钱为诱饵，鼓动诸将。在攻安庆时，他教弟弟如何调动他人的积极性时说：“大约不外平日结以厚情，临时啖以厚利，以期成安庆一篑之功耳。”曾国荃向他请教如何驾驭太平军降将李世忠，他说：
此辈暴戾险诈，最难习驯驭……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
过去，曾国藩对于劫掠一直是严厉约束的，但再度出山之后，他却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劫掠所得，他通常“概置不问”。他认为，一定程度上允许士兵抢劫战利品，是鼓舞士气的一种方法。因为湘军经常欠饷，士兵们之所以勒着肚皮跟着他血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抢劫“发财”的机会。后期湘军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策略，就是以丰厚的战利品为诱饵，去鼓动将士们拼死攻城。这也是“临时啖以厚利”的一个重要内容。
所以湘军后期攻下坚城之后，每有劫掠之举，只要不太“过分”，曾国藩不会发言。鲍超一军甚至形成了每克一城允许大抢三天的习惯：“每克一城，许部曲掠三日。三日后则严戒，秋毫无犯。”故《湘军志·筹饷篇》中说：“……军兴不乏财，而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每破寇，所卤获金币、珍货不可胜计。复苏州时，主将所斥卖废锡器至二十万斤，他率以万万数。能战之军未有待饷者也。”
因此，天京浩劫的直接制造者是曾国荃，背后的推手却是曾国藩的“啖以厚利”政策。当南京城中财物被湘军抢劫一空，朝廷下旨询问之时，曾国荃建议乃兄：“勒令各营按名缴出（抢劫所得），以抵欠饷。”曾国藩却公然说：“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可见，再出之后的曾国藩乃是公然将破城后的抢劫视为“政体”所允许的收揽“士心”之策。
湘军军纪后来的败坏，与曾国藩这种由严到宽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二节 曾国荃的贪婪和收获
一
随着曾国藩对金钱态度的改变，湘乡曾家的经济状况开始出现第二次跃升。当然，这次跃升的主动力不是他自己，也不再是大弟曾国潢，而是另一个弟弟曾国荃。
曾国荃字沅甫，小曾国藩十三岁。在几个弟弟中，因为资质最优而最为曾国藩器重，曾有“屈指老沅真白眉”之句。咸丰六年春，曾国藩在江西陷入太平军围困，三十二岁的曾国荃在乡募勇两千人往援，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曾国荃与其长兄性格反差很大，曾国藩为人内向粘滞，谨慎持重；曾国荃却外向豪放，胆大性急。曾国藩在经济上一清如水，曾国荃却并不掩饰自己的贪心。这个刚从乡下走出来的浑身土气的新军官，眼孔很小，把每个铜钱都看得很大。他不但不像长兄那样，将自己分内的收入捐为公用，反而不拘小节，经常谋取一些灰色收入。他自己在家信中对自己第一次领兵这样自我总结：
弟此次之出，冒昧从事戎行，较寻常人论之，则所作之事亦当有可对父叔兄弟之处，而较真廉洁、能干之人论之，则抱愧实多。
曾国藩一直对他严格要求，要求他在金钱上向自己看齐，不得滥取分毫。盖发誓自己“不要钱”，却允许兄弟“要钱”，这种情况是初次出山时的曾国藩所不能接受的。
再次出山之后，曾国藩对弟弟曾国荃在金钱方面要求比以前大大放松了。他写信给曾国荃说：
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
意思是说，只要你不比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及李续宾兄弟做得过分，就没关系，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你尽可以捞钱。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李续宾带兵六年，积金数万两。这封信，意味着曾国藩家庭经济政策的重大改变。他不再要求自己的家族和自己一样，做艰苦卓绝的异类。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以前曾国藩一直在外当官领兵，从未亲手经理家中银钱事务。家居时期他才了解到他领兵在外时，曾家经济上非常困难。家中日常用度，远比他想象的浩繁，仅靠土地收入根本不够。
虽然曾国藩要求家中保持寒素家风，但毕竟是二品大员之家，必要的体面不可减省。比如咸丰七年十一月底，曾国藩家居之时，逢曾国藩祖母之“冥寿”。老太太已经去世多年，在普通人家，已经根本没有纪念的必要。然而曾家还是以相当的规模操办了一番，来客多达二百余人。十二月初六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信中这样汇报：
（十一月）二十九日祖母太夫人九十一冥寿，共三十三席，来祭二十一堂。地方如王如一，如二，罗十，贺柏八，王训三，陈贵三等皆来。吉公子孙外房亦来。五席海参、羊肉、蛏。
事实上，当时的乡村和今天的农村一样，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生活所费不多，人情来往倒是支出的大头。
经过这一段乡居，曾国藩才了解了父亲曾麟书和大弟曾国潢支撑这个家是多么不容易。他可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