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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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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绕着走,基础打得松松垮垮。所以,“拙”看起来慢,其实却是最快,因为这是扎扎实实的成功,不留遗弊。虽然曾国藩考秀才考了九年,但是一旦开窍之后,后面的路就越来越顺。中了秀才的第二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又高中进士。而那些早早进了学的同学,后来却连举人也没出来一个。他总结自身经验多次说,这得益于自己基础打得好,所以“读书立志,须以困勉之功”。

既然天性钝拙,那么曾国藩就充分发挥钝拙的长处。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就好比郭靖的降龙十八掌,表面上简单笨拙,实际上却大气厚重,所向披靡。这是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秘诀,也是他常向别人谈及的道理。他在《送郭筠仙南归序》中这样说,君子不走捷径,不图虚名。锱铢积累,艰难前进。君子成功也许比别人晚,但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

这正是曾国藩的自我写照。他一生成功,得益于“笨拙”精神。

他创建湘军,选拔将领,专挑不善言辞的“乡气”之人,盖因其敦实淳朴,少浮滑之气。他甚至讨厌那些“善说话”的人:“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他招士兵,也专要“朴实少心窍”的山民。因此湘军作风与八旗绿营完全不同,彻底根绝了兵痞的油滑习气。

曾国藩打仗靠的也是笨拙精神。曾国藩一生善打愚战,笨战,不善打巧战。他打仗不贪小利,不求奇谋,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他说:“打仗要打个稳字。”他一生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等,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

湘军作战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打仗基本上不主动出击,而是诱使敌人先来攻他,后发制人。太平军虽然骁勇,遇到湘军却毫无办法。太平军最希望诱使湘军野战,但湘军绝少野战。曾国藩说:

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他行军打仗数十年,除一开始几次失手外,没有大的跌蹉,正是得力于此。

湘军主动攻城,也是用最笨的办法,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这座城市活活困死。他们攻城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月、两月,而往往是一年、两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挖壕沟。安庆、九江、天京,都是这样打下来的。等战争结束,城墙外的地貌都被湘军彻底改变了。

曾国藩一生接人待物更是以诚为本,以拙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说大话,不求虚名”,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别人以巧以伪欺骗他,他却仍然以诚以拙相待。他的想法是:“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曾国藩说到做到。左宗棠在瑜亮情绪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国藩,始则挖苦打击终则以怨报德,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李鸿章作为他的弟子,也时常和他耍心眼,逞私心。曾国藩却因为爱李之才,始终不改对李鸿章的关心、爱护、包容、提携。李鸿章因此终生感激涕零,到晚年更开口不离“我老师”三个字。正是因为这种质朴的为人处世方式,曾国藩一生朋友极多,麾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指挥如意,得道多助,成就了“洪杨一役”的最终胜利。



当然,曾国藩最有意义的“笨拙”,还是他的思维方式。正是“扎实彻底”的思维方式,使曾国藩避免了几千年来“中国式思维”的局限和弱点。

中国式思维尚直觉,重体悟,善类比,却轻逻辑。那些才子、文人的思绪常如天马行空,不循规矩,任意跳跃,因此很容易跳过真理与谬误之间那小小的一步距离。比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对中华民族的命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这一学说的逻辑推导却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直觉类比之上。董仲舒说“人副天数”,就是说,天之道理和人之道理是一样的。他的证据是:天有五行,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而人有四肢;天有昼夜,故人有视瞑;天有寒暑,故人有喜怒。因为人是天的副本,所以天人可以感应。因此,上天打雷就是发怒,皇帝就应该赶紧祈祷。

他的反对者王充的逻辑同样一塌糊涂。王充说:天没有思想,因为天没有眼睛,没有嘴,“以天无口目也”。王充何以知道天无口无目呢?王充说,我们摸不到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地,地没嘴没眼睛,而人们都说天地是夫妇关系,老婆没嘴没眼,所以老公自然也没有,“天地,夫妇也。地体无口目,亦知天无口目也”。王充和董仲舒是论敌,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却是完全相同的,即都是非逻辑的儿童式思维。

中国式思维的最大弱点是喜欢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一切,却缺乏严密细致的推理过程。在这种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大而化之,以一言而括万物。总想找到一个窍门,一下子把握宇宙全部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小葱拌豆腐,三下五除二,彻底解决一切问题。比如,儒家学说就认为,一个人如果做好道德修炼,则处理世间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显然是非理性的。

顾准曾一再批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说;“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可是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中国传统没有‘逻辑学’……因此,中国没有精密科学。”

而西方思维的最大特别是重视实证、重视逻辑、重视差别。西方人从量化分析事物间的不同之处入手,沿着“现象差别差别的扩大精确量化创新”的思维路径前进,因此能发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维,建立起严密的学术体系。

曾国藩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式思维不谋而合。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因为其“笨拙踏实”,在中国人中达到了少有的严密程度。

曾国藩在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说:

治事……之道三端,曰剖析,曰简要,曰综核。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

这一席话道尽了曾国藩式思维的秘诀。每遇到一件事,他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去看,反复琢磨,细细分析。而“正”、“反”这两个方面,他也要进行细分,把“正”面再分两面,分析它的正反。同理,“负”面也自有其正反。他把这件事中包含的每一个因素都研究到位,不使有一点含混不清之处。这样分析下去,对这件事物就会观察得分外透彻。

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

正是通过这种“笨拙”的思维方式,曾国藩能精确地把握“度”,也就是把握了“真理”和“谬误”之间那一步之距离。他说,世上万物是千差万别的,亲亲与爱民不同,仁民与爱物有别,亲疏有差,贤愚有等。如果不加以区分而去妄加施舍,就会过于仁,这样会导致墨家偏执的兼爱之蔽;如果不加以区分而统统厌恶,就会过于义,则会导致杨朱极端“贵生”、“重己”之蔽。

中国人重综合而轻分析。曾国藩却通过扎实彻底的思维实践,发现了分析“差别”的重要性。他说:“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调乎至一之理。”

也就是说,如果不精心研究万物之间的细微差别,就不会得出差别背后的统一规律。这段话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分量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

曾国藩认为,自古以来,认识就有精有粗,行动就有实与不实,这恰恰是圣凡、大小之间的区别。所以他说,好的人才应该“多条理而少大言”,也就是说,多一些逻辑性,少一些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

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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