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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不断这样野蛮地开着士人的玩笑，他们维护纲常，说到底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而统治者们却一次次地无视纲常，制造阴谋、政变、篡位，不断地把士人放置两难境地。数千年来，大部分士人也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修炼得进退自如。“交战”的结果，是大部分人抛弃了万古长存的道义，选择了瞬息而逝的利益。当然，永远会有那么一部分人，选择了保持价值观的完整。黄子澄是削藩的始作俑者，是朱棣起兵时宣称要消灭的第一个“奸臣”。由于没有任何退路，他走向死亡的姿态相当洒脱。在朝廷之上，他对永乐口称“殿下”而不是“陛下”，嬉笑怒骂，无所不至：
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贵，不知殿下即此位……况富贵瞬息，何足重轻！殿下向来悖谬，不可为训，恐子孙有效尤而起无足怪者！
盛怒之下，平素一副笑面的朱棣露出了不为人知的狰狞一面。他命人把黄子澄所有的亲戚一律逮捕，把黄家一姓老小六十五口，妻族外亲三百八十人都押到黄子澄面前，“哀号震天”。维持自己价值观的代价，将是这四百多人的性命。
黄子澄望着自己的老父老母，泪眼婆娑，心如刀绞，然而，儒学原则让他不能后退半步。他咬咬牙，仍不改口。朱棣命人砍掉他的双手，黄子澄仍不屈服，遂又命斩去双脚，接着把黄子澄砍成肉泥。黄氏一家六十五人不分老小，一律斩首，三百八十名亲戚全部发配边疆。
曾在山东抵抗朱棣使其不能南下一步的铁铉，被送到朱棣面前时，反背坐于廷上，谩骂不止。朱棣命人将铁铉耳朵、鼻子割下来，“碎分其体”。
建文的礼部尚书陈迪在朱棣面前与之辩论君臣大义，骂不绝口。朱棣命人把陈迪的几个儿子都抓来，并且割下他儿子的耳朵、鼻子，让他吃，并问味道如何。陈迪答道：“忠臣孝子的肉，香美无比。”父子六人，同被凌迟……这就是那个讲义气、重感情、面常带笑的朱棣吗？这就是那个因为乞丐的惨状而流泪，因为弱者受欺而义愤的燕王吗？这就是那个起兵时慷慨陈词，义形于色的正义化身吗？是的，这个正义的代表，仁慈的主人，人情味十足的大人物所作所为还远不止此。
他和方孝孺在殿上对骂，恨其嘴硬，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割破，直割到两耳。他发明“诛十族”，与方孝孺有关系的八百七十三人被磔杀于市。朱棣发明“瓜蔓抄”，为了泄一时之愤，从一个仇人开始，转相攀染，广加株连，滥杀无辜，动辄让数百人死于非命。
很侥幸地，历史留下了朱棣未及销毁的流氓嘴脸的特写：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正月十一，教坊司的官员在皇宫右顺门口禀奏：齐泰的一个姐姐，两个外甥媳妇，加上黄子澄的妹妹，四个妇人，平均每天被二十条汉子轮奸。“年小的都怀身，节除（夕）夜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朱棣闻听，依由之，说道：“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的树儿。”
美丽的面具被揭开，后面露出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这个流氓的卑劣、下流、凶残，比之他的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与他父亲的唯一区别，他不过是一个精通经典的流氓。这个道貌岸然的人，原来心底对人的生命并没有丝毫尊重，在他那冷酷的心灵中不生长同情、怜悯、爱这些高贵的品质。
在他的眼里，世人只分为可利用的和不可利用的两种，事物只分为有利于自己和不利于自己的两类。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在他心中还不如草芥。
从道德水平上讲，他并不比大明帝国范围内任何一个地痞流氓更高一点点。不幸的是，这样的人在中国式残酷竞争中常常是胜者。这些人一面愚弄天下，一面又野蛮践踏诚实的人所珍视的价值。他们标榜的是王道正义，实际上遵循的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后世士人谈起成祖时代，最为痛惜的是天下正气又一番被摧挫。
明亡之后，许多士人把明朝之亡归于，人心在永乐之时即已倾颓。明末大儒顾炎武认为“洪武、永乐之间”为“世道升降之会”，是中国人性格发生扭曲的时代，的确是有识之见。明亡之日，殉国者尚不及“靖难”时殉建文者。后人李清在《南渡录》中说：“靖难以正气渐削，故酿为今日（明亡之日）狯猾之徒屈膝拜伪。”
第一十三节 鞭子底下出顺民
朱棣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残酷，并非完全是盛怒之下丧失理智的结果。就像流氓们残害他人并非仅仅是为了取乐，流氓们行凶，往往是炫示自己有加害于人的能力，从而获得别人的惧怕。在能够利用道德面具的时候，朱棣绝不会露出他的犬齿。然而，在雄辩和谎言遮挡不住的部位，他只剩了暴力这一种选择。极致的残酷能削减抵抗力，美国人对广岛和长崎的核屠杀引起了日本当局迅速的投降。一个更为人熟悉的例子，蒙古人的屠城使更多的城市不战而降。
不论怎么解释，怎么宣传，他篡位者的面目都无法遮掩，所以与那些认死理的儒臣们辩论，他注定是输家。在道义上被剥光了衣服的朱棣，最后的手段只能是屠杀。毫无节制的屠杀，有效地瓦解了反对者的势力，使更多的观望矜持乃至不满者迅速抛弃了犹豫、廉耻和义愤，无条件地站到了他的旗帜之下。事实上，除了被他杀掉的那些人，剩下的建文遗臣们为他卖起命来都是诚惶诚恐，竭尽全力。暴力能有效地巩固君主的统治。
如果朱棣读到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他一定会抚掌大笑，感叹英雄所见略同。马氏一针见血地指出：“君主进行斗争必须既像人又像兽”，“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理由是“令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更安全”。
朱棣和建文帝的命运对比有力地证明了马氏结论的正确性，虽然马氏在写这本书时并不了解神秘的东方历史。建文帝确实宽厚仁慈。对大臣们，建文帝从来都是礼貌有加，温文尔雅。对百姓们，他不断减轻赋税，甚至还要实行井田，以平均田地，造福于民。结果在燕王大军节节南下的时候，各省居然没有一个官员率兵勤王！对败军之将李景隆，他不但不杀，反而委以重任，命他守卫金川门（位于南京城北），结果李景隆第一个开门迎降。
人民宁肯辜负一个自己爱戴的人，也不会违背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这是人的本性。确实，正是恐惧巩固了朱棣的权力，特别是当权力没有足够的道义基础时，当利益这根缰绳不能把人们引上为他所用的方向时，朱棣就会毫不犹豫地举起暴力的鞭子。他发现，鞭子往往比缰绳还管用。翻检明成祖那些血淋淋的记录会发现，他在制造这些暴行时肆无忌惮，丝毫不担心因此而激起反抗。他深知，中国百姓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在暴力面前驯服。
第一十四节 政治就是表演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朱元璋毕竟出身草野，头一次当皇帝，政治手腕有诸多不够老到之处，许多招法用得过辣过猛，杀人过多，成为政治败笔。
而作为朱氏家族的第二代皇帝，朱棣继承了老皇帝的政治智慧，文化水平更高，性格更阴鸷，手法更老到更圆熟。比老皇帝更高明的一点就是适可而止，对残暴用之有度。目的达到之后，他就适时收手，着手修补自己的形象，而老皇帝的残酷，在很多时候是为了满足心中的变态欲望，已超出了政治需要之外。
权力的奥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君主必须学会用权而不仁，但要明白何时当仁，何时不仁。”“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然而，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应当恪守正道。”他已经向天下人展示过自己狮子般的可怖面孔，然而这种展示应该偶一为之，绝不能让它成为天下人心中恒定的形象。不节制的暴君往往没有好下场。道德这个工具，在君主的工具箱中应该放置在日常应用的位置上。
现在，天下人都已规规矩矩，安安分分，正是需要朱棣展示他的仁慈、仁义的时候了。这正是朱棣所擅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过：“政治就是演戏。”而朱棣就是个天生的演员，喜欢也善于制造一些传奇性的故事，以达到需要的政治效果。
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五月二十，朱棣在南京灵谷寺进香。经过一株槐树下面的时候，一条小虫子落到了皇帝的袖子上。皇帝轻轻把虫子抖落地下，随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