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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他取“无所谓”的态度。
我当卫士长后，与卫士高振普商量。我们不信总理吃不得鸡，但又不能当面跟邓大姐唱反调，就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在家从不给总理吃鸡，总理也从不提出要吃鸡；外出开会给总理安排点鸡丁鸡块吃，总理也从不说他不要吃鸡。我和小高终于得出结论：
总理吃带翅膀的飞禽，并非一定要上火流鼻血。
但我们从不明说。还要尊重邓大姐对中医的相信，在邓大姐面前，总是态度一致地向客人解释：“总理不能吃鸡，吃鸡他容易上火流鼻血。”
先讲了这样两个小故事，人们对总理爱吃什么，平时吃什么，忌食什么就可以有大概的了解，也就好理解我下面所做的具体介绍。
总理爱吃的东西很多，可以点出一大串；不爱吃的东西极少，几乎具体说不出什么东西，只能比较而言。比如有人说：“总理爱喝豆浆，不大爱喝牛奶”就是比较而言。
其实总理既喝牛奶也喝酸奶，只是比起豆浆来，更喜欢喝豆浆罢了。
经过这种比较，这里所说总理爱吃的，都是他点出名来索要过的饭菜。
总理爱吃冰糖肘子和红烧鲫鱼，常主动向我们索求：“弄个冰糖肘子吧？”或者：
“搞点红烧鲫鱼行不行？”
抗美援朝时，美国人对我们的运输线狂轰滥炸，为对付美国人的轰炸，总理连续工作几十小时，只是靠茶水面包来支撑。
那天上午，聂荣臻、吕正操等同志走后，我忙去劝总理：“该吃点东西了，总理。
您已经两天没正经吃饭了。”
“嗯，是感到虚了。”总理疲惫地搓搓脸，手掌从脸上搓下来时，两眼在手掌的上方睁开望住我：“能弄个冰糖肘子吧？”
我说：“你两天没睡了，还是搞点开胃的菜吧？”
总理开始拿桌上的电文，准备批阅，一边摇摇头说：“你不了解。我吃甜的也开胃。
我身体还好，活动量越大越需要补充热量，冰糖肘子可以满足我的需要。”
于是，我忙去吩咐桂师傅做冰糖肘子，并且懂了，总理每天消耗热量多，吃冰糖肘子可以补充。
总理的客厅兼着餐厅，工作忙时，也常在办公室吃饭。那天我们把总理请到了餐厅用餐，因为多少天了，他没吃一顿正经饭，总是在会前会后或汽车上，随便凑合着吃几片面包就算一顿饭。
看总理吃冰糖肘子真是一种享受，他吃得越香，我们心里越甜。总理无论多累多困，食欲总是不错，因为他需要能量。他不像毛泽东工作忙起来就把吃饭当成负担；他不吃则已，只要吃到好东西，必要津津有味地品咂享受，真是吃得有声有色，叫人看了打心眼里跟着香。
可是，主席那边来电话了，找总理。总理对我们有严格要求，只要是主席找，哪怕他刚吃了药入睡，也必须马上叫醒报告。所以，他放下没吃完的冰糖肘子就匆匆往出赶。
一般情况，只要主席把总理找去，那就没钟点了。也许谈事情讨论问题很久，也许有什么重大事情总理马上去办理，不会很快回来。所以餐桌上的饭菜就得收拾了。
总理的习惯，上顿剩了饭菜，下顿一定要热来继续吃，决不许倒掉。天气热时，怕食物放坏，我们工作人员就会吃掉。遇上好吃的东西，我们也会“帮忙”吃掉。总理下顿吃饭，必要问及上顿剩下的饭菜。如果听说被我们吃掉了，他便点点头：“只要没浪费就好。”
“吃到肚里不浪费”是他的原则，吃进谁的肚子他从不计较。然而，对于冰糖肘子和红烧卿鱼就不同了。
总理刚出门，又一溜快步地赶回来，对我说：“哎，忘了告你，冰糖肘子留给我啊。”他说到这里，稍稍一顿，忽然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没吃够，我还想吃。”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忽悠一热。平时我更多的感觉是总理可敬，只有这种时候，那一贯可敬的感觉才会被另一种更强烈的可爱之感所替代。我笑着说：“放心吧，总理，我会看好。”
总理匆匆地走了。我向所有能接触到冰糖肘子，有可能吃掉冰糖肘子的工作人员打招呼：“都老实点啊，冰糖肘子是留给总理，的，谁也不许犯馋！”
那以后，我和炊事员桂师傅为总理安排食谱时，隔几天一礼拜的，总要安排一顿冰糖肘子或红烧鲫鱼给总理吃。
总理还爱吃红烧狮子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17年的时间，逢年过节，总理和邓大姐必要请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顿“团圆饭”。这时，桂师傅就成了贵客，总理和邓大姐总要亲自下厨，做几样拿手菜。桂师傅笑呵呵地在一旁指点油盐酱醋糖的摆放位置，帮手忙脚乱的总理打打下手，气氛欢乐祥和。
抗美援朝停战后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总理抽闲下厨的情况时有发生。他说“这是一种休息”，又说“做饭是一门艺术”，“搞艺术是一种享受”。
总理亲自下厨做菜，必要请我们作客。过节请大家，平时抽闲下厨，也要请在场的人一道品尝他的手艺。在我的印象里，总理下厨，红烧狮子头是必做的一道菜。每次做好了，会亲自端盘子送到我们面前。他走路总是一溜快步，配上腰间系的围裙，真有些像小饭馆里的勤快热情的服务员，有时还要欢快地招呼一嗓子：“哎，红烧狮子头，这是我最拿手的菜。”
总理很少强调“最”字，但是对红烧狮子头用上了“最”字。“最拿手的菜”、“保留节目”、“看家的手艺”和“家乡菜”，都是用于红烧狮子头。据说狮子头属淮阳菜系。
周恩来在春天的时候喜欢吃红烧肉。周恩来的红烧肉与毛泽东的红烧肉有不同。毛泽东的红烧肉就是肉，顶多是加些辣子，极少放菜的时候。周恩来的红烧肉喜欢和萝卜一起红烧。北京的“心里美”和变萝卜可以和肉一道红烧，但总理更爱吃的还是水萝卜，又嫩，味道又鲜。那时没有“大棚菜”，不像现在不论季节地能吃到四季新鲜菜，那时吃菜季节性很鲜明。水萝卜是春天的重要鲜菜。所以，每到春天，总理就不忘提醒吃顿红烧肉。
有次开会回来，总理沿路看到成堆的新鲜水萝卜摆在菜市场，心情很好，一到家就对值班卫士姜贵春吩咐道：“小姜，你和桂师傅说一声，给我烧点红烧肉吃。”
桂师傅一听就明白，他自然是把小水萝卜同肉一起红烧了。
总理还喜欢吃烧豆腐；抽闲下厨，烧豆腐也是他的一个拿手菜。不过，我们都把他的烧豆腐叫熬豆腐。并且懂得有句老话在民间很流行，叫做“钱油熬豆腐”。
起因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总理有天抽闲下厨，自己动手做饭招待几位加班的同志。
每逢总理下厨，在“家”的工作人员都喜欢跟到厨房围观学习总理的手艺。（工作人员把西花厅称作家总理抓着油瓶往锅里倒油。他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倾斜油瓶，油还没滴出来时就几次抬高瓶口，好不容易才滴出几滴油进锅。他看看锅底，又看看油瓶，再小心翼翼地滴出两滴油，就收起了油瓶子。
他掀起眼皮望望围观的“群众”，笑着耸一下肩，自我解释说：“放那么多油干吗，现在这么困难。油放少点，钱油熬豆腐嘛，这是老话了，民间都懂。”
豆腐做好了，烧豆腐成了熬豆腐，不过味道更嫩更鲜。那以后，我们都学会了“钱油熬豆腐”。
总理的工作餐喜欢吃大烩菜，特别是天冷时，白菜、豆腐、粉条，用肉汤一炖，别提吃得多香。每当他召集副总理们开会研究问题，或是找一些部长来谈事，吃饭时，最经常最多的就是吃大烩菜。一大盆子烩菜，每人都要盛三四次，个个吃得红光满面，热气腾腾。至今一些在世的老部长，你问他总理家的菜什么最好吃？个个都会回答：“大烩菜，再没有比那更好吃的了。”
总理经常点名索求的还有小米粥、玉米面窝头和高粱米饭。每星期—必要吃两顿粗粮，忘了做就会点名要。每年还要请那些在延安生活过的工作人员到家里来喝一次菜粥，小米粥里放点菜叶放点盐，每人都能喝好几碗，喝得心里潮起浪涌，喝得两眼湿漉漉，喝得多少往事又现眼前，喝得人人脸上泛起红晕。
有一次，周恩来津津有味地吃着高粱米饭，对我说：“南方人柔秀，北方人苍劲。
我的身子骨和好胃口，都是靠了东北的高粱米饭打下个硬实底子。东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永远感谢东北的高粱米饭、大风和黄土……”
还有一次，他要高梁米饭吃时，说：“我在东北上中学，就是吃高粱米饭。到现在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