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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犯罪事实已明确如此，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法官翁其荣、徐元庆、陈成泉仍旧官官相护，违背法令，判台中市政府胜诉。最妙的，在判决书里，居然弄错法律位阶，把行政院新闻局69．12．17瑜版四字第一七0五0号函优于法律，并把其中“私人车辆、办公及投宿场所”扩张解释，认为私人住宅也包含在内！试问人对自己的家，叫“投宿”吗？
三法官又说“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扣押其出版物”中，“其”字应做“出版物”名词解释。但“其”字明明是文法上的代名词，如照名词解释，则变成“扣押出版物出版物”了，这通吗？可见三法官“名词＼“代名词”都分不清、也不懂中文“投宿”的意义，国文程度都如此超越前进，法律素养自然更可想而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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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衙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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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经张桂贞上诉后，最高法院法官刘焕字、孙森焱、曾桂香、林奇福、罗一字判决，断定三法官判决错误，“率以扣押程序无暇疵为论断，并据以裁判，尚难谓合。”因而发回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一九八九年五月三日起，这一案子更审。审了一年三个月，台中市长张子源也下台了，法定代理人换成了新市长林柏榕；打太极拳的法官林松虎也换了，最后由黄奠华、袁再兴、林富村三法官判决原告张桂贞胜诉。接着林柏榕又提出上诉。案分到最高法院法官李锦丰、范秉阁、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树手里，居然做下中国司法史上最荒谬的判决，认定台中市政府胜诉。这一案子分到法官李锦丰、范秉阁、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树手里前，前后历时三年四个月，张桂贞母子楔而不舍、努力不懈，所争者，除民事责任、司法公正以外，更着眼于宪法中人民基本自由之保障。戒严四十年以还，警备总司令部执“戒严法”以限制人民基本自由，“恶法亦法”，尚勉强自成一说，但逾越“戒严法”本身规定之限制而滥肆扩张，则就无以自圆。试看“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明定：“戒严地域内，最高司令官”、“得停止集会、结社及游行请愿。并取缔言论、讲学、新闻杂志、图画、告白、标语暨其他出版物之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戒严法”还算是法律，可是“行政院一九七0年五月五日台五十九内三八五八号令核准修正”了所谓“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其中第一条就说“为管制出版物特依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订定本办法”。但这办法，并没经过立法院的立法手续，根本不是法律，所以还不够资格称为以“戒严法”为“母法”的“子法”。可笑的是，虽然连“子法”都不配，这一所谓管制办法，却自动扩张解释，把连“戒严法”都没有的，都加以罗织引伸。例如该办法第三条规定：“出版物不得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八、内容猥亵有悖公序良俗或煽动他人犯罪者。”试看“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明指“出版物之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才可依“戒严法”取缔，但是出版品“内容猥亵”明明只是妨害风化而已，又何曾妨害到什么“军事”了？男女问题竞与戒严有关，戒严竞戒到了男女问题上，这种扩张解释，岂不是荒谬吗？再按“中央法规标准法”第五条：“左列事项应以法律定之：……
二、关于人民之权利、义务者。”所谓“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所管制的事，既为人民言论、著作及出版之自由，自属“宪法”中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与义务”范围，而“应以法律定之”，不能出之以命令。而所谓“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乃是命令，当然违背宪法。如今在这命令肆虐几十年后，在解严时期，身为司法体系的最高法院法官如李锦丰、范秉阁、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树者，还不能认清这一所谓管制办法的无法无天，反倒靠它来做抵触宪法或法律的依据，这种法官，也就太“歧路亡法”了！
最高法院法官闹完笑话后，案子又回到台中高分院由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接手，新笑话又来了。判决书说张桂贞人在国外，竟然家中有她出国后才出版的禁书，“被上诉人（张桂贞）就此即未能举证以实其说，则其所为此点主张，自无足采。”但是，按照常识、按照经验法则，一个人置财产、买东西，难道一出国就办不到了吗？她托亲友代办，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还要举什么证呢？设想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出了国，托亲友买了电视机，电视机放在家里，被强盗抢了，打起官司，竟要“举证以实电视机何来之说”，非得交出亲友姓甚名谁、生辰八字、店号门牌执照、有无发票才罢休，这通吗？此其笑话一也！判决书承认有“户籍誊本一纸”附卷可证，只是查扣当时，张桂贞“赴美国探亲、在外，“不在台湾。”－这肯定了查扣地点，确是张桂贞的家。
既然查扣地点承认是张桂贞的家，依照“民法”第三编物权第十章“占有”诸法条，家中财产（包括系争书籍），根本为张桂贞所有，这是常识、是经验法则、也是清清楚楚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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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衙纪（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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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一个人家中的财产，居然查证起如何“取得”的问题，这不是节外生枝吗？此其笑话二也！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九百四十四条明定：“占有人，推定其为以所有之意思，善意、和平及公然占有者。”可叹的是，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竟不照民法去“推定”书是张桂贞的，反倒违背法令，非法推定书不是张桂贞的。滥施不当之推定，不凭证据，硬推定张桂贞家中的书非张桂贞的，但又推定不出是属于谁的。这种判决，岂不破了天荒么？判决书应是谨严的文字，岂可光否定不是张桂贞的，却又不能确指特定之人的？按照常识与法理，张桂贞家里的动产，苟无第三人主张权利，即毫无疑义为张桂贞所有。本案显然并无第三人主张权利说动产属于他（第三人），反倒有强盗和法官说不属于她（张桂贞），这不是怪事吗？“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明定：“法律上推定之事实无反证者，无庸举证。”本案既然没有第三人来“反证，，什么，还要张桂贞“举证以实其说”个什么呢？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这样滥施推定、滥强人举证，显然与，，民事诉讼法”有违！此其笑话三也！对众所周知属于张桂贞的家中物，要举证也可以，但依法，举证责任根本不在张桂贞这一边。“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明定举证责任分配之原则，明说：“当事人主张有利于己之事实者，就其事实有举证之责任。”－说张桂贞家里的财产不是张桂贞的，举证责任根本在台中市政府，而不在张桂贞。设想强盗抢了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家里的电视机，打起官司，强盗反过头来要他们提出电视机怎么来的？不然就论以“未能举证以实其说”，而置强盗行径于不问，反把电视机判归强盗所有，任其呼啸而去，这通吗？不追究强盗“抢走”的问题，反追究张桂贞“取得”的问题，此其笑话四也！这次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判决，有一进步，就是他们三位推翻了四年来人位法官（台中高分院翁其荣、徐元庆、陈成泉，最高法院李锦丰、范秉阁、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树）盲目照抄台中市政府的瞎猜，终于睁开眼睛，在判决书中，已经完全没有了“讼争书籍系案外人李敖所有”的妙文。但是，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在开脱李敖之余，却对书籍为谁所有，留下一个新的谜团，就是：在判决书中，他们竟交代不出书是为谁所有？只是闭着眼睛说：书非张桂贞所有！但是，依照“吾人之一般生活经验法则”也好、依照法律专家的证据法则也罢，堂堂在张桂贞家中的书，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竟瞪着眼睛说不是张桂贞的，又瞪着眼睛说不出书是谁的？也说不出既然不是张桂贞的书怎么会跑进张桂贞的家里？这通吗？全世界任何法则，都不会肯定这种糊涂大判决吧？没有第三人主张权利，又如何能说在张桂贞家里的东西不属于张桂贞的？在张桂贞家里的东西，不能证明新所有权，又如何能否定掉旧所有权？此其笑话五也！
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作出了书非张桂贞所有、也不提系案外人李敖所有的判决，自以为得计，殊不知引发出大问题。大问题是：判决书中如不能证明书为李敖所有，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