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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抵充。我们只能饿一顿，回家再拼命吃。可是，一旦我们遭受更大年龄的同学欺负，他根本不会管。那时候，队里的大同学还“规定”我们要叫他“老大”，要我们帮他擦自行车。我有时穿那种戴帽子的衣服，他们就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往里塞小纸片、汽水瓶盖什么的。实在穷极无聊的时候，他们还会编排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复杂“规矩”来。比如，看到“老大”要小跑步前进，在距离他一米的地方立正，然后鞠躬、敬礼、向后转，跨一步，再慢跑走人。要是不“遵守”的话，就会受皮肉之苦。
这些荒唐事，还不能让教练知道。否则，前脚教练把他们臭骂一顿，后脚他们就会变本加厉地“报复”在我们头上。当时，队里面就有同学专门拖长语调，引用电视剧里的一句话：“反抗是没有意义的——统统地交出来！”
有一次训练慢跑中，跑到一半我溜出去买了包瓜子，回来和两个好朋友分了分，三人一路嗑着瓜子一路跑。不一会儿就有大同学冲过来，把瓜子“瓜分”得一粒不剩。我气不过，转身就去告诉了教练。教练骂完他们便走了，我们可倒了大霉。我的两个朋友被他们“拎”去擦自行车，我则被软禁在更衣室里，让我倒立，身体顶着门板练“铁头功”，直到我委屈得哭出来，这才作罢。后果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我进体校刚两年的时候。那时我骑的是我妈妈的女式自行车。两个大同学硬是要骑车“送”我回家。他们一个骑、一个坐后座，而我却只能蜷缩在女式自行车前面的横杠上。在过一处修路的坑时，骑车扶龙头的那位同学一个不小心，我的下巴便磕在车把上，鲜血直流，缝了四针。
我天性乐观，加上那时候少不更事，自己多少有点“人来疯”，也经常会调皮惹事。对我来说，这些不太愉快的经历和烦恼，终究来得快也去得快。而这些事情比起后来我去市少体校后所遭遇的恶作剧，还是小巫见大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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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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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时间里，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训练。要说练跳高还真不容易，弯腰的技术绝对可以与杂技团的人比拼。教练一声令下，我们双手朝身后张去，噌噌噌地就可以反身弯腰弯到双手撑地。一不当心，头也会撞到地上。跳高又是一项对身体协调性要求很高的项目，我们小小年纪，付出不少。煤渣跑道上的起跳处，因为被我们反复踩踏，凹下去形成了一个小坑。还有那么一次，起跳时候我没踏准步点，动作变了形，身体直上直下，双手不得不向后去撑海绵，差点一屁股坐空，跌倒地上。当时情况非常危险，跳高的大忌就是用双手去撑海绵，容易扭伤、骨折。教练和队友在一旁惊呼“当心”，却也来不及出手搭救，我扭伤了脚踝。
那时候顾教练的训练，除了严格之外，最大的特点就是时间长。每天起码要练上三个小时，量很大，是否达到实足三个小时的效果，这倒也不一定。有时候人家队伍训练都结束了，我们还要加班加点。长时间这样下来，枯燥、乏味、无聊的感觉在所难免。尤其是冬天，往往一练，棉毛衫裤从头湿到脚，然后就是冷风吹啊吹，很难受。我这么喜欢跑、跳的人，都有“厌训”的时候。队里大家的感觉都差不多。冬天的时候，每每下大雨，天冷，地上容易结冰。太阳再接着出来一晒，跑道就变得一团糟。那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可以不用训练啦。
此外，我们还开始耍小聪明，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逃训”。我妈妈比较心疼我，看我可怜兮兮的样子，偶尔也会“声援”我一下。大热天的，她就说：“算了算了，不要去了。”虽然我心里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但电视和空调的诱惑，远远大于蒸发着热气的训练场。直到教练打电话到家里来催问，才和小伙伴们一起很不情愿地出门去训练。
忘记是谁发明出来这一招的，某天大家忽然传着说如果把手指伸到喉咙里，就可以呕吐出来了，这样能向教练告病假，不用训练了。大家都争相尝试呕吐，我也试了试，但怎么都吐不出来。他们就建议我去厕所蹲会儿，保证能吐出来。那时我们学校的厕所奇臭无比，里面地上都是蛆，要踩着地上垫着的砖头才能走进去。我进去一熏，果然不一会儿就把胃里的东西都呕出来了。可教练哪有这么好骗，一问，你们大家中午都吃了些什么？发现大家吃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就知道是集体在耍花样。教练根本不理睬我们，还说：好，吐出来好，这样你们跑起来就轻松了。把戏终究没得逞。
冬天，教练规定训练时要穿运动短裤。我就编造理由，今天说我的短裤洗掉了，明天说短裤还没干，后天说短裤被风吹走了。一次两次，教练也就算了，提醒我下次别忘记。后来我再想用短裤的事情来强调理由的话，教练就不吃这一套了。“我……”我理由还没说出口，教练就接话说：“知道你肯定又有什么状况了。在更衣室里帮你准备好了短裤，快去换！”我的“计谋”就此落空。
训练日复一日，我们只好自己动脑筋想出各种各样的新鲜花样，自己给自己找点快乐。比如，我发明了绞花式跳高的“专利”，即跳高过杆时，两腿可以像麻花那样绞在一起。再比如，训练之前要搬海绵垫子，垫子很多很大，我们得骑黄鱼车（沪语，即三轮车）搬。黄鱼车的车把很难控制，我们争相试骑，不亦乐乎。那时候的海绵垫子是军绿色帆布面的，旧旧的，四边都缝有把手。我们大家还喜欢在层层叠叠的海绵垫子上打混仗，分成两队各占一方，谁都不轻易冲入“敌人”的阵营。我有时也伺机而动，大叫一声：“同志们，冲啊！”，然后我们这边的“兄弟连”就集体行动跳到对方的“领地”上，翻跟斗、叠罗汉，对着他们各个击破。通常这么一折腾，大家都汗津津的，热身运动也算是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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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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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在队里有两个玩得不错的兄弟。一个叫冯霖毅，又叫“大头”，因为他小时候的头比较大。我至今仍喜欢老远看到他时就唱山歌一样地喊“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大头”比我大一岁。还有一个是“卷毛”，比我小一岁，皮肤黑黑的，有时候我们也胡乱叫他“非洲大猩猩”。
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夏天去游泳、打水仗。到花花龙，或者热带风暴水上游乐场，总能玩得尽兴而归。而且，我是出了名的晒不黑，冬天一过，皮肤总会返白。“卷毛”呢，是还没晒了就“墨墨黑”。
我们还喜欢灌沙坑，像土拨鼠一样，在跳远的沙坑中选两个点，挖洞挖到底，打通，然后往里灌水。还有一种游戏名叫“飞行员测试”，好像能测出人的重心感好不好。先要在原地顺时针地转上十圈，而后沿着地上所画的一条直线走。转完圈，所有的人都头晕目眩，看地上那条线的时候，觉得它是斜的。多数人沿着线没走上几步就会摇摇晃晃地摔倒在地上。我总是不管它三七二十一，转好圈低着头就往自己认准的方向一顿猛冲。再有空，我们就打牌，输的人愿赌服输，要把腮帮子鼓起来，把脸伸向前去给赢的人用牌“抽耳光”。
我的乒乓技术“打遍全队无敌手”，就是在那时候练出来的，这是童年最让我觉得得意的爱好之一。下午三点半训练，我们时常提早十多分钟，先到乒乓室决战一番。我的成名作是快速对角球，而且我发球刁钻，对手一接球就会直接出台。就算勉强能接到，回过来的球也没什么质量，可以让我轻易抽杀。抽完一大板之后，我还就势原地转个圈，一边手舞足蹈，一边嘴里念念有词：“老太婆抽，老头子削，削抽削抽打乒乓。”还存心气“大头”：“‘大头’，你不行嘛！”他不服气：“有本事，跟你用左手打！”“好的。没问题，亲爱的大头先生，让你输得心服口服。”边说我还会边做个英国式的脱下礼帽鞠躬的动作。其实我左手不会打。一开始我们两人难分伯仲，都是把球先在桌上“笃”地弹一下，然后像放慢镜头似的你来我去打“老太婆球”。几个回合下来，我突然随手一发，竟用左手也发出了快球。“哈哈，大头，这下你完了，我找到感觉了！”接下来我的发球一个比一个顺，打得“大头”应接不暇：“怎么样，‘大头’同志？你还是不行嘛，要不我用左手你用右手？今天你可是惨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