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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恋爱关系，后来的凯瑟琳可能会称其为“孩子的爱情”，很显然，这种关系存在时，他们彼此非常了解，能自由谈论而不伤害某一方。奥顿说他们确实曾经谈到过结婚，但怀疑两人有谁真的希望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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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斯菲尔德传…3
奥顿在书中给自己取名“迈克尔”，他那时正同另一位专注于自我的年轻作家埃德娜？尼克森（书中的“莱丝”）陷于一场恋爱纠纷，她一直“弄些颓废式的东西”，而且极其喜欢斯温伯恩，这令人尴尬。这是会面时的情景：凯特琳——她称自己为凯瑟琳娜（那时她俄国味十足）——在《新时代》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后来不久就编集成她第一本书；奥列加也接受了迈克尔的一篇小散文，但他们是在汉普斯特朋友那儿打网球时相遇的，他们之间立刻出现了某种默契。一起回家时，在地铁车站的短暂静寂中，凯特琳突然问：①切尼街，伦敦一地名。——译注①即下文中威廉？奥顿。——译注②汉普斯特，伦敦一地名。——译注③佩特（1839～1894），英国作家，批评家，其代表作为《文艺复兴史研究》。——译注“你相信潘神①吗？”就这样他们离开了嘈杂的人群，夜半时分走到尤斯顿②附近的地方。
他不久就去了切尼街：
她把这地方收拾得很美——几支蜡烛插在一个头盖骨中，窗户中间还有一支，地上一盏灯的光线透过黄色的菊花，她自己则坐在屋子中间，身着粉红色图案的和服，外罩一件白花羊毛衫，是房间中光彩夺目的一团。。实际上整个夏季，在夏普布什③都举办着盛大的日本展览会：日式庙宇和村庄，微型花园，魔术师和相扑师，印花棉布和瓷器，茶道和插花。奥顿在切尼街看见的和服并不是展览会给凯瑟琳留下的唯一痕迹。他让她看谷崎润一郎④的诗，开始向往那些美丽的日本房子给人带来的精神上的宁静。“那时俄国味很浓”，也许是的，但日本也在向她招手。奥顿说那时她正在大量写作诗歌，但“她所有的作品都很有诗意”，只有当她的生活服从“艺术的无情召唤”时，她才有安全感。
有一件事使他很惊讶。那时候在切尼街和国王大道之间，人们必须穿过一群群的孩子去搭乘公共汽车，凯瑟琳总是带着一种“感觉好笑却又是明显的厌恶神情——那种有教养的人的厌恶——看着他们——这反映了她绝不愿再受感伤情绪困扰的决心。但是在她的态度中还有另一个因素：她常常很孤独、不想屈服于那些使自己一事无成的情感，这种念头在那些年中非常强烈。
凯瑟琳后来在故事《紫罗兰》中用“你相信潘神吗？”这个问题来开玩笑，奥顿说“我认为那时凯并不怎么了解潘，也可以肯定她那时还没有读过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但她后来以此问题来嘲讽客套话则的确意味深长。
他最后见到她是在1912年，那时她已决定以现实态度看待文学生涯，烧毁了许多早期的作品。“和我一样，我知道这完全错了，我认为她也知道，但拒绝承认，就像一次流产。”
埃达也回忆过在切尼街的日子。她常睡在后面的小卧室内，有天晚上她已上床了，凯瑟琳大声在外面嚷道她“想去日本”，但是当埃达说那样自己会非常孤独时，她立刻放弃了这一念头。埃达总是要为她抵挡一两个讨厌的人，沃特？李普曼来过，很殷勤，但是凯瑟琳不愿同他开始那种他似乎想要的关系。
在那些殷勤的来访者中，有一个受到另眼看待的年轻人，名叫弗朗西斯？海曼，相貌漂亮，看上去还像个孩子，凯什琳喜欢他，因为他在聊天时喜欢躺在地板上，双脚在空中晃动。他在城内工作，必须出去售货，但是人很有吸引力。他们谈论着去俄国，他还给了她一个漆木的俄国玩具村庄。他们年轻幸福，想要结婚，“很快就成为情侣”。但他家中不赞成他结识这么一位结过婚，却又独居的女人，所以他的拜访也就结束了。
这就是在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12月，凯瑟琳生活的大致情况。用维吉尼①潘神，希腊神话中人身羊足的畜牧神，也指顺乎自然的精神。——译注②尤斯顿，伦敦一地名。——译注③夏普布什，伦敦一地名。——译注④谷崎润一郎（1886～1965），日本唯美主义作家、诗人。——译注亚？吴尔夫的一句名言来形容，那时“人性都改变了”。在一份富有吸引力的叫做《敞开的窗户》的杂志上，她写了一篇古怪的名为《神话故事》的寓言，这是一个王尔德式的幻想作品，嘲讽她曾从沃特？李普曼那儿吸取来的一些说教。她确实希望有所改变，也许是为了摆脱自己为了取悦于奥列加和贝阿特丽丝而装扮的形象。1910年8月至1911年5月间《新时代》上没有刊载过她的作品。
人们通常认为当维吉尼亚？吴尔夫首次提出“人性”这个现在已被重复得老掉了牙的说法时，是指某次特定的事情，也就是罗杰？弗莱的首次后印象派作品展览。展览于1910年11月8日开幕，直至12月初才结束。这次事件意义重大，对那时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来说，走出伦敦11月的灰暗进入辉煌灿烂的展览会就像是一种突然的解放，摆脱了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观念，进入了全新的视野。
除了马奈①的作品（展览会的名称是“马奈和后印象派”），还有21幅塞尚②22幅凡高③，36幅高更④的油画和素描，以及毕加索、马蒂斯⑤、德兰⑥和其他人的少量作品。这是伦敦第一次真正体验“现代艺术”，整个展览马上就被指责为“堕落”、疯子的作品、对智慧的侮辱等等。但这不是《新时代》的看法，汉特利？卡特⑦竭力不持偏见，乔治？考尔德伦⑧以逗笑的口吻描写了受挫的福尔赛们（“他们就像听见音乐的狗一样，只知狂吠，却不逃开”），而阿诺尔德？本涅特则写了下面这段话：如果有年轻的作家出现，用语言创作出这些年轻人用油彩创作出的东西，可以想象我几乎会对整个现代小说感到厌恶，我也许要从头开始。这种尴尬的情形也许不会出现在我身上，但可能会出现在一个比我年轻的作家身上。无论如何，这种想法不错。
凯瑟琳看了展览，11年以后还写信给她的画家朋友多萝茜？布雷特谈到凡高的《向日葵》给她的印象：“那幅画似乎揭示了我在未见画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后来一直伴随着我，现在仍然如此。这幅画以及另一幅画着戴扁平帽子的航海船长的作品教给了我一些与写作有关的东西，很奇怪，有些近似自由——或者说是一种摆脱一切的自由感。”
亨利？毕肖普1911年初从摩洛哥回来，凯必须另找住处。在一幢叫作克洛夫利大楼的红砖建筑的顶层有一套三间的公寓，可以租下。从厨房窗户看出去可见一个木材厂，还有许多烟囱，伦敦城区重叠浮现；夕阳投在布卢姆斯伯里上；街道下面传来车辆的嘈杂声和有轨电车的铃铛声。
凯没有家具，自然就照日本人的方式布置室内。他们买了一些便宜的竹①马奈（1832～1883），法国画家。——译注②塞尚（1839～1906），法国画家。——译注③凡高（1853～1890），荷兰画家。——译注④高更（1848～1903），法国画家。——译注⑤马蒂斯（1869～1954），法国画家，雕塑家。——译注⑥德兰（1880～1954），法国画家。——译注⑦⑧卡特、考尔德伦，均为英国作家，批评家。——译注席铺地，上面扔了一些坐垫；在起居室内放了一张书桌，一张椅子，还有贝克太太的一张藤条椅。在另一间前室内也铺了一些竹席，放了一尊从缅甸带回来的菩萨像。凯瑟琳在像前放了一碗水，盛着青铜色的蜥蜴。壁炉上有一个水烟筒，几个像颅骨似的巫婆头像。房内还放着一把吉他，有一架大钢琴，是在切尼街时买下的，为此欠了一大笔钱。这就是克洛夫利大楼69号，后来还印了一些附有此地址的纸张。有一位女工——贝特太太，每天来打扫住所，后来她成为帕克大妈的原型。
奥顿认为搬到这个住所是犯了一个大错误，象征着凯瑟琳已决心正式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但这样做“太快了些”，她目前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在这样一种持续不安的生活中取得精神上的安宁。
埃达说，在搬来后不久，凯瑟琳有理由相信自己又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