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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承认，他预设了“知识”、“存在”、“确定性”这些语辞的意义，也预设了“我们必须存在才能思考”这类真理，甚至预设了“凡思考者必存在”这样的前提。但是他并没有明显地注意它们，也没有故意地使用它们来证明“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并且预设并不等于明显地使用他们从事三段式推理的活动。譬如说，当我说“2＝2是真的”时候，我预设了同一原理（即存在之物是存在的），但是，为了知道“2＝2是真的”这个命题，我不必注意到，甚至不必认识同一原理，因为“2=2是真的”这个判断是自明的。
虽然各家对于该命题是直观还是推理仍有不少争议，但是总括起来，不管这个命题属于直观，或属于推理，我们对于“我存在”的知识是绝对确定的，没有怀疑的余地。从“我存在”这个命题的确定性，我们能够直接引申出以下的结论，这些结论也都是同样确定的。
①世界上有真理，至少有一条。如果有人说，世界上没有真假，或者无所谓真假，或真假都是相对的，都是主观的，这样的说法都是错误的，那些人或是没有读过笛卡尔，或是没有了解笛卡尔。②我有认识真理的能力：我至少认识一条，“我存在”。据此，普遍怀疑论是不能成立的。你可以说，你只能认识经验界的现象，或者你只能认识内心的现象，或者你的知识是有限度的，等等。但你不能说你完全没有认识真理的能力，当你怀疑我的真理或反驳我的真理时，你必然知道你存在。③我能够认识“存在之物”或“有”，因为“我”即是一存在之物，所以存在之物或“有”能够作为知识的对象。既然我认识了一个存在之物，那么其它存在之物在适当的条件下也有可能作为我认识的对象。从“我存在”这个真理已经显示出，理智的本性最适合认识存在之物了。④对于思考现象，我有意识，并且我看出来，思考与关于思考的意识多少是有区别的。我之所以能够肯定“我思故我在”，就是因为我能意识到这一事实。⑤“我”与“思想”，至少在概念上似乎有些区别，因为“我”指涉主体，并且呈现为同一的；“思想”指涉活动，并且呈现为变化无常的。⑥笛卡尔假定，人类理智的本质是相同的或至少是相似的；一切思想主体都能认识自己的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说，凡思想主体，当他思考时，他能够毫无疑惑地肯定他的存在。这也就是说：“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可以成为普遍的。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对知识论和形而上学都有很大的贡献。他一劳永逸地驳倒了普遍的怀疑论，对欧洲近代哲学具有巨大的影响。可以说这一原则也是近代哲学的起点，它开始了以“我”为中心的哲学，开始了近代认识论的研究。笛卡尔哲学不仅对唯理论影响很大，而且也影响了经验论，洛克、贝克莱、休谟他们的哲学也都是以主体的认识作为研究对象的。
特别重要的是，“我思”，“我思故我在”成为了一条哲学公式、哲学套子，后来的哲学家们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把他们的哲学代换进“我思故我在”这一公式中。
第一个借用“我思故我在”这一公式的是马勒伯朗士。马勒伯朗士和笛卡尔一样都是从“我思”出发，都是从“我思”到“我在”。他们俩人的区别在于：对于笛卡尔来说，“我思”是一个直接的认识，并且同时是一个清楚、明晰的认识。不仅我以确定的方式知道，我思想，所以我存在，而且我还以确实的方式知道，我思想时，我决不会弄错。因为我们心灵对其有清楚、分明的观念的一切东西，全都是真的。马勒伯朗士认为，“我思”只能达到一种意识，通过它我们只能把握我们的存在，而不能把握我们的本质。这种意识虽然是清楚的、分明的，但不是认识。我们的心灵不仅没有全部理性的观念，而且没有任何观念，甚至心灵自身的观念。我们的心灵是无能为力的，心灵只有和神相结合才能看到观念，只有在神之中我们才能认识。我们是在上帝之中看一切，认识一切。马勒伯朗士就是这样搭起了一座从“我思”通向神、上帝的桥梁。
“我思”概念也是康德哲学的一个中心概念。但是康德的“我思”和笛卡尔的“我思”有着极大的区别。如果按照康德的观点来看，笛卡尔的“我思”是一种经验的“自我意识”，即自己意识到自己在思维、感知、想象，也就是主体的自我反省。因而这种“我思”是一种自我感觉，这种“自我”是一种个体的感知经验，一种经验的自我。而康德的“自我意识”是一种在逻辑上先于任何确定的思维，而又存在于一切具体的感知、想象、思维意识之中的认识的纯形式，因而它不是经验的自我，而是先验的自我。另外，笛卡尔从“我思”推断“我在”时，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是相分离的，并且把“我在”中的“我”看作是一个“精神实体”。相反，康德的“自我意识”是自始至终不能和“对象意识”相分离，认为自我是一种伴随对象意识的能动的功能形式，它是先验的，超时空的，不具有任何感情特征，不是感觉直观的对象。我们感知不到它，所以我们不能从“我思”推断出“我在”，因为任何存在必须具有来自“自在之物”的感情材料，总在时、空之内的，所以在康德看来，笛卡尔从“我思”推出独立的精神实体“我”的存在是一个错误推论。康德的“我”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活动，而不是一种思维实体，或者说，康德认为“我思”中的“我”和“我在”中的“我”是两个不同的“我”。他承认前者，而不承认后者。
在现代哲学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思潮中，“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的作用更为显要，许多哲学家的哲学都是从批判、改造“我思故我在”为起点的。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和笛卡尔一样，要为人类认识找到一个无可怀疑的起点，从而使哲学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并为各门具体科学提供理论基础。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之后，得出一个无可怀疑的东西就是“我思”。笛卡尔认为“我思想”和“我存在”是在同一个层次上，从“我思想”可以直接证明“我存在”，一个思想着的我是存在着的。笛卡尔就把这个“思想着的我”作为无可怀疑的出发点。胡塞尔高度评价了这种“我思”，认为他已经步入了先验现象学的门槛。这种回到纯粹意识活动本身是现象学还原的准备阶段。为适应先验现象学的要求，胡塞尔对笛卡尔的“我思”改造后，找到了一种“先验的自我”。胡塞尔认为，先验的自我的结构是：先验自我——我思——所思之物。胡塞尔从这一基本结构出发，改造了“我思故我在”。他认为，这一命题应改为“我思所思之物”。按照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我思（意识活动）总是指向所思之物（意识活动的对象）。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只要在思想就必须有思想的对象，如果没有思想的对象也就没有思想。笛卡尔怀疑对象的存在，而不怀疑思想，这是不合理的。胡塞尔通过对“我思”进行现象学的还原，发现的不是一个经验的自我，而是一个先验的自我。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与自我的意识相关，并且自我通过我思或意向性建立相关的意识对象。胡塞尔把笛卡尔的“我思”改造成“先验的自我”，并以此作为他现象学整个理论的出发点和世界一切事物的基点。
“我思”也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他要建立一种以真理为基础的学说，因而也就需要找到一种绝对真实、无可怀疑的起点。他认为个人的主观性是哲学的出发点，“我思故我在”是第一真理。他说：世间决没有一种真理能离开“我思故我在”，我们凭此，可以得到一个绝对真实的自我意识，因为：离开了笛卡尔的“我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