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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年底，经过反复研究，中央军委决定组织ZG中央东南分局，准备将外线出击到长江以南，由华东野战军第1、第4两个纵队渡过长江，把战线进一步推向国军的战略大后方。
毛泽D认为，我们的战略先是内线歼敌，然后是转人外线作战，而“转人外线又有两个方式，一为北伐军方式，背靠后方，逐步前进；一为跃进方式的前进，超越敌人。有阵地的前进是合理想的，但依据我军性格，应采取跃进式的。这是由于我军依靠农村，装备不如敌，攻坚条件不好，与有帝国主义援助的敌人作战等条件决定的。应承认跃进是主要办法，要避开自己短处，发挥自己长处”。
刘邓直趋大别山的战略壮举，使全国解放区的形势大大改观，各战场的胜利大大发展，以致扭转了战争局势，南京政府正在走向灭亡。毛**预见，1948年的渡江跃进，则预期必将促进南京政府的统治迅速走向崩溃。所以称之为“第二次战略跃进”，与刘邓那一次有着同样重要的战略意义。
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组建东南野战军，下辖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实施第二次战略跃进，以陈Y为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Y任东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又兼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
随后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渡江战略跃进的一切工作都在按计划秘密进行。
就在这时，4月18日，毛泽D收到粟Y要求改变渡江跃进战略方针的电报。电报长达3000字，提出华野第1兵团暂不渡江南下，而是留在中原，协助刘邓再打几个歼灭战，把1948年的南线作战重点，从渡江跃进完全转为“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大胆设想。并建议：一、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以便得到足够的炮弹、炸药、手榴弹之补给，发挥现有装备之作用而大量歼灭敌人，并求得在雨季与夏收前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歼灭仗。
二、对敌人近后方（淮河以南包括淮南和苏中南线直到江边），则派多路强有力的游击兵团辗转广泛游击，配合正面主力作战。
三、对敌人深远后方（长江南苏浙皖赣问及湘黔）则派出多路坚强的远片游击队，配成犄角之势，采取广大范围辗转游击。
四、以上三线武装部队，依据战局的进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发展。
五、如中央认为上述意见可行，则建议集中华野之大部佯攻（或真攻）济南，以吸引五军北援而歼灭之，尔后主力进逼徐州，与刘邓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战。对苏浙皖赣闽地区，则由华野派两旅兵力分路前往即可，同时建议刘邓、陈谢能各抽出一个旅进入湘鄂赣和湘鄂西地区。
作为战区指挥员，粟Y总是从战略、从全局来看问题，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把渡江跃进“和未来的南线决战联系起来考虑的，这涉及到以什么样的战法，在江南还是在江北和在什么时机同敌人进行南线决战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粟裕对自己、对敌人、对党中央和毛泽D的战略意图都有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
他知道自己部队的长处，对如何作战更是无比熟悉。解放战争第三年的转折就是同蒋军进行决战，而过去两年的基本经验则是只有成建制地歼灭敌军主力，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第一要旨，第1兵团的三个纵队，和华野其他主力一样，经过近两年的浴血奋战，不断探索，不断发展，已壮大成为火力装备不下于蒋军精锐主力的部队。
而在粟Y看来，今后要同敌人展开决战，要攻克重点设防的城市要塞，要在野战中与迅速构成防御阵地的蒋军作战，正需要这样的部队，需要强大火力才能歼灭旅、师以至兵团建制的敌军。而这样的部队和作战，对战争的贡献非常大，同时粮食、兵员、弹药及其战争物资的消耗也极大，这些可以部分地取给于敌方敌区，但大部分还需要取给于解放区的大后方。他想起目前刘邓、陈谢以及自己和陈Y实际上都是半后方作战，还是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晋冀鲁豫和山东的支援，方敢与国军逐鹿中原，争取在统一指挥协同作战中打大歼灭战。
粟Y对渡江后能否吸引那么多敌人也表示怀疑。毛泽D在1月17日的电报中估计，三个纵队过江会吸引敌军20－30个旅回防。而粟Y则不这么想。当年跟随毛泽D一起上井冈山，又善于实施全局性指挥的粟Y，十分了解自己的敌人，摸透了敌人的脾气。在他看来，解放军以一个兵团10万多人的兵力渡江，南京的蒋总统不会调他的两个整编师等机械化重装备的主力部队、而放弃重武器到江南水网地区寻解放军作战，也不会让战斗力很强的广西部队回江南，那是放虎归山，会与他争夺江南宝地。蒋总统只会调动他在中原的二流三流的部队，刘邓在中原，他不敢抽调一个精兵去江南。这样，对于大局也就没有决定作用。
粟Y还有他更为重要的看法。他从陈Y的传达中得知，中央和毛泽D的意图是“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胜利就来了”。他认为，这种设想非常富有远见。可是，如果不能在中原先打几个歼灭战，大量消灭敌之主力，就匆匆忙忙跃进江南，那么江南在无后方的半游击性作战中未必能迅速变成半后方大兵团作战的中原。而中原敌人则可以重点防御，机动增援，在我分兵江南、主力削弱的情况下，也难以迅速巩固华北。
粟Y还看到，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和回师中原，确系避我之短，扬我之长，而跃进江南，对于第1兵团这样一支重装备运用已很熟练、围歼敌人能力很强的部队来说，反倒成了丢其所长。跃进江南，计划上是这样讲，但实际上并不轻松，要边打边走，至少损失5万人，如果这些人用于中原作战，完全有把握歼灭敌人好几个整编师。这样，减轻老解放区负担、避免后方崩溃的战略任务，既然可以通过出击中原而完成，就没有必要放弃集中全力在中原歼敌的机会而急于跃进江南。
粟Y还有更妙的一条，那就是他的经验、他的战场直觉。擅长韬略、智勇双全的粟Y，已有20多年的作战经历，诸多的经验教训造就了他那灵敏的战场直觉。他担任参谋长时的红10军团的覆没，他所指挥领导的苏浙军区部队绝粮久困于天目山，一年前刘邓首长千里跃进大别山几乎丢弃全部重装备，使他看到现在10万多人跃进长江以南杀出一条血路，作完全没有后方的作战，必然要丢弃全部重装备，减员一半，出现大批伤亡，伤员无法收容与归队，逃亡失散不断；尤其是火力减弱与伤员、弹药的极大困难，将使指挥员难以捕捉战机和坚持歼敌，在当前国共决战的非常形势下，补给严重困难和“与民争食”，会使10万大军难以立足。
经过反反复复思考，反反复复对比，在说服陈y司令员并征求刘邓首长的意见后，4月18日，粟裕终于鼓足勇气，斗胆直呈，以长达3000多字的详细报告致电中工委刘少Q、朱D，并请转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为明确责任，电报是以粟Y个人名义发出的。他在电报最后特别表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后悔。”并一再说明，这是自己不成熟的意见，虽经月余考虑，恐有不周，加以对政局方面的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刚到城南庄不久的毛泽D与周恩L等反复商量后，将陈Y、粟Y召到城南庄，并把这个问题列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重要议程，经过再三讨论，同意和采纳了粟Y的意见，对华野第1兵团的任务重新做了布置。
敢于实事求是地提出与中央战略行动方案不同的意见的将领，是大智大勇的。粟Y作为战区指挥员敢于采取这样一个极有分量的大动作，深受毛泽D、周恩L、刘少Q、朱D、任弼S等中央领导人的赞许。而善于实事求是地采纳部属不同意见的最高统帅更是大智大勇的，这需要特别的战略勇气和恢宏气度，这种高度的民主，保证了中国GCD的领袖们能够左右这场前无古人的国共命运大决战。
1948年上半年，陈Y、粟Y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和刘邓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先后进行了皖东、豫东、开封、襄樊、昌潍、兖州等一系列战役，大量歼灭当地的国军部队，收复了苏北、江淮地区。
5月31日，粟率领在黄河以北结束休整的第1、4、6纵及特种兵两个纵队，渡黄河南下，与黄河以南的第3、8、10等纵队会合，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取得豫东战役的胜利，歼敌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