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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法办，一面暗示链自己有办法帮他解脱，于是掷世平的金条、房产、汽车、买卖、布匹及其它存货，大都归到孙敬亭的名下，而柳的罪名也一笔勾销。有一个海军上校刘乃沂，被派往天津接收仅半年就成了巨富，拥有大小别墅五六处，姨太太半打，汽车数辆，金条和珍珠用桶装。
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向华主管广州，他先霸住了各金融机构，自告禁止汪伪中储券流通，并用重庆的法币以不合理比价强行兑换，从中牟得暴利。有人在中华路欢迎“中央”派员的牌楼上挂起一只吊钵，意示“中央”回来了，老百姓就没米下锅了。“中美合作所”的小头目蔡春元、谢大傻等人窜进广州后，第一步就是劫走伪禁烟局所存的七万多两鸦片烟，跟着就有计划地绑架有钱的台湾籍商人，勒索钱财。平时他们进金饰店拿首饰，进茶楼酒馆大吃大喝，从不付帐，谁如果向他们要钱，他们立马拍着腰上的手枪恶眼骂道：“老子出生入死抗战多年，你这点东西值个屁！再不识趣，老子就锥你几个洞！”
第六战区成立了一个接管日方物资委员会，负责接收武汉及湖北境内所有的敌伪物资。该战区郭副长官利用他担任的主任委员的职权，收受了大批日伪贿赂的现金、鸦片、军粮、食盐、轮船、汽车等计在500亿元以上。这些东西除大部变卖外，曾用轮船将l0辆汽车和其它物资运往南京，打点各路官长。在行政系统的接收改由行政院主持后，郭副长官从他的私库里拿出价值40亿元的绸缎布匹和日用品，赠给第六战区长官部、六战区兵站总监部和武汉警备总司令部的官兵家眷，以买好部属。有人检举他受贿之巨并庇护汉，因他是陈部长和最高统帅的亲信，不但安然无虑，而且还平步青云，步步升官。还有一个报痞子徐怨予，因与中统挂上了钩，担任了“中央通信社”武汉分社社长，到武汉后即乘机大肆窃掠。江汉路50号千代洋行的四层大楼储放着各种商品，二层和四层有四个库房存满了照相器材，徐怨予将这些器材全部偷运出来攫为己有，计有30多吨，价值三、四十亿元。此外，他还窃掠了投敌的军阀方本仁和伪汉口市市长石星川的大批财物。方本仁住宅所存50多只皮箱、几百件家具用品及货物，徐怨予连搬三天，将其洗劫一空。石星川的家也被徐搜劫，汽车和大量什物都被徐占有。
接收中贪污受贿抢劫偷盗浊浪**，弄得民怨载道，举国愤怒，但是，此时的最高统帅却一手遮天，一手捂地，硬是把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庇护在自己的卵翼下。其实这也是最大的劫夺者对自己的庇护。
宋院长从陆总手里争到接收大权之后，把权力统统捏在自己的手心里，以便于择肥而噬。他除了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包办之外，还借口敌伪产业大都不适宜于国营，由行政院颁布了一个转让民营的条例，规定凡顶承敌伪工商企业者，如一次交清价款，可按估值七折付款；由国家银行担保者，可先缴价款三分之一，一年内缴清。于是，握有银行资本的豪门利用压低估价、借款、抵押以及贬值法币等手段，劫取了几乎所有大的工商企业。上海、天津、青岛等地的纺织工业发达，“棉纱大王”荣德生等资本家纷纷伸手抢夺。宋部长初时不动声色，等到节骨眼上，成立了“经济部纺织事业委员会”，亲自指挥他的爪牙四处出击，挤掉民族资本家，将全国的纺织工业一把夺尽，实现了他官僚资本的垄断。
战后，几大国府豪门仅从天津、上海、青岛和广州四个区域，即劫得了六万亿元，这相当于当时国家预算支出的四至五倍。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野蛮劫夺，大发横财，再加上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军费急剧增加，财政赤字猛升，国统区陷入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工商业大量倒闭，工人失业，物价飞涨；农村闹灾荒，大量青壮年劳力被抓兵拉夫，加上沉重的捐税和田赋，国统区的人民被推上绝境。城市里不要说穷苦的工人，连公教人员也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成都的小学教师每小时授课收入四千元，而一碗茶水就要八干元。广大农民以*根、树皮和“观音土”充饥，竟至易子而食。国统区饥民遍野，饿殍载道，成了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地火熔岩突破了地表，人民站立起来为生存而斗争。城市的学生和工人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大罢工；农民组织起来武力抗租、抗征、抗捐、反抓丁和惩办恶霸，猛烈的“抢米”3潮如火如荼。
当国内的各种混乱景象通过各种媒体的报道被传到了日本的时候，刘建业只能在晚上一个人的时候，对着天上的月亮一个人暗自神伤。为什么抗战胜利了，国内的人民生活还是不能得到改善？为什么在中国，腐败就这样难以解决？究竟到了什么时候，中国的百姓才能摆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命运？难道这就是中国的宿命吗？
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以特别通告的形式，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同日，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
3月至4月，11名来自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的法官相继奔赴东京……
1946年3月20日，受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委任，梅汝璈飞抵东京，担任远东国际大审判的中国法官。
公路上，一辆行驶的汽车中，梅汝璈透过车窗玻璃默默地看着日本郊外残破的景象，满目的废墟，路人处之淡然的神情，各色杂陈军便服混穿的男女以及那只翩翩挺立一直跟随在车窗旁的蜻蜓，看到这些梅汝璈心中可谓是五味杂陈。
我终于看到了横滨和东京被炸后的情形，我注视公路两旁的景象和路上日本男女的表情。
我的总印象是横滨和东京的工厂都炸光了，所谓庐舍为墟，一片焦土，我这时才体会到其真正的意义。
无论男女，他们和我22年前在日本所见的已经太不相同，孰令改之？这却不能不叫我们正要审判的那些战犯们负责！他们扰乱了世界，荼毒了中国，而且葬送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前途！一个本可有所作为的国家而招致这样的命运，真是自作孽不可活。这是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也是一大教训！
时隔多年，透过这段日记文字，人们依稀可以看到梅汝璈就这样怀着复杂而强烈的感受，走进了那段3云变幻、充满变数和利益博弈的历史……
这是个既像酒吧又像宴会厅又有点异国情调的场所，人声乐声交织在一起，欢乐热闹。
一支菲律宾乐队在演奏着。不同种族人的面孔交迭晃动着。
中国法官梅汝璈端起一杯干红，走向散坐在宴会厅各处的各国法官，向他们一一敬着酒。各国法官客气地寒暄着。之后，梅汝璈来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澳大利亚法官卫勃的面前。
这时，宴会厅大门再次打开，《大公报》记者肖南走了进来，他拿起一杯威士忌四处张望，看到梅汝璈正在和卫勃交谈，于是他独自走到一个角落，似乎很快就置身于喧嚣之外。
此时，向哲浚进来，一进来便四顾逡巡，当他看见梅汝璈之后就拿起侍者送上的一杯酒，抿着酒等待着。
梅汝璈和卫勃谈完之后一扭身，就看见了不远处正在注视着他的向哲浚，于是他叫了一声：“明思。”向哲浚微笑着走了过来，拥抱过后两人向里面走去，边走边说。
“怎么才来？”梅汝璈问道。
“吵起来了！”
“为什么？”
“苏联提出把天皇裕仁也列入战犯起诉，美国人不同意。美国人拿《波茨坦公告》说事，说答应过要保留天皇制。”
“这是狡辩。保留天皇制和起诉裕仁有什么关系？裕仁犯了罪，理应受到惩罚，重新选个继承者不就行了。如果不对天皇进行审判，那还叫什么审判！”
“我也坚持起诉，几方意见争得一塌糊涂。”
“最后呢？”
“未付表决，暂时搁置。我担心是永远搁置了。”
“报上吵着说是天皇已经密见老麦了，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谁也不知道谈了些什么。这样下去，何谈公正？”
“这就是利益。在这里盟军是老大。哎，这几天在这儿还习惯吗？”
“各国法官一直聚不齐，今天庭长卫勃刚到，这几天也就是看看报，准备准备。”
“太羡慕你了，我是焦头烂额。我们接到中央通知太晚了，麦克阿瑟又催得急，匆匆而来，人手不够，又没太多的证据，被动至极。我已经打报告向国内要人了。”
不知不觉，两人已经走到一个坐满中国人的大桌子前，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兼中央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