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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也对我们的情报不以为然。虽然我方与他们进行了多次的协商，但是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不肯让我方的军队进入缅甸，与他们共同作战，守卫我们的滇缅路运输线。”陈长官继续说道。
“他们本来就对守住缅甸三心二意。在他们看来，缅甸最大的价值也就是作为印度，这个他们大英帝国的大后方的屏障。况且，缅甸在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前，曾经长期是我国的附属国。在缅甸还有大量的中国侨民。在他们看来最危险的不是日本人入侵，而是我们一旦进入缅甸，就不会轻易再走了。他们英国人总是时刻都表现出一种傲慢自私的态度。”对于二战里的英国人，刘建业也没有多少好感。
英国在二战史上有着极不光彩的一页，那就是绥靖政策。为了自己不卷入战争，小国的利益是可以随便牺牲的，不管是不是盟国。德军开进莱茵兰，英国不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英国不反对；德国要吞并捷克，英国就帮忙搞了个慕尼黑协定；德国侵略波兰，英国向欧洲提供了4个师的象征性援助，躲在牢固的马其诺防线后，“眼看着一个唐吉科德式的英勇的盟国被希特勒消灭了。”更有甚者；英国的张伯伦等人坚信只要继续实行对日绥靖即可维护英国的利益。1938年5月，英国竟与日本在东京非法签订了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将征收的税款全部存于日本正金银行，并任用大批日本人为海关官员，致使日本得以用中国海关税款套取外汇，向欧美购买战争物资，用以侵略中国。同年9月，当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向英国声明，中国将在国联第102次行政会议上要求按国联盟约第17条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时，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竟向郭说：中国政府这样要求，“于中国自身没有一点好处，而对国联却可能有害”。同时向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表示：英国政府不会赞成中国要求国联制裁日本。1938年末，英国虽然在美国提议下允诺向中国提供少量贷款，但对日本仍持一贯的绥靖政策。1939年7月，英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代表各方政府在东京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其中规定英国在华北限制抗日活动，阻止抗日“嫌疑犯”进入英租界等，并将4名嫌疑犯由英租界引渡给天津伪政府。这实际上是变相地承认了伪政权。为了缓和与日本的紧张关系；居然听任日本唆使；封锁中国唯一对外交通线滇缅公路达三个月之久；使中国处于窒息的境地。它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在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作战以后，英国人则是在日军面前一触即退，溃不成军，竟然要由他们向来极度蔑视的中国军队来给他们救驾。在前方的中国军队和日军血战的时候，英国人连招呼都不打，就直接自己跑路，还顺带卷走了大批美国援助中国抗战的物资，带不走也被他们放火焚烧得干干净净。法国失败后，英国孤军作战，举起了“正义”的大旗。英国，作为一个殖民地遍布全世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侵略国家，它有什么资格谈“正义”？！像这样的国家，怎能让他的盟友感到放心？
“军委会也很清楚这一点。对于英国人来说，缅甸只是一块鸡肋，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滇缅路却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是不能不救。”陈长官长叹一声。
刘建业很清楚，陈长官说的一点都不错，也许对于那些高傲的约翰牛来说，缅甸只是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从缅甸仰光港知道中国云南昆明的滇缅公路，却是维系抗战，从外界获得必需战略物资的唯一陆上通道。因为苏俄陷入与德国的艰苦战争，对中国来说，唯一可靠的对外通道就只剩下这条滇缅公路了。大量中国必须的武器装备和弹药，都必须通过这条公路运进中国，再转发到各战区。
“辞公，卑职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们都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就在云南和缅甸的边界地区集结部队，进行相应的丛林训练，同时还要对日军的丛林战术进行研究。我军部队长期以来都是以大兵团作战为指导方针的，丛林战则与此有着近乎完全不同的作战特点。如果我军不对此进行深入地研究，我军在缅甸的作战前景不容乐观。最关键的一点，要进入缅甸的部队，首先是要精锐，同时数量还不能少，数量太少根本无济于事。”刘建业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这个事情，军委会已经有了安排。一等和英国人的协定达成，马上就会成立远征部队的司令部。所属部队也已经选择好了，首批的部队是第五军、第六军，你的部队和第66军将作为第二批入缅的部队。”陈长官说道。
“卑职一定竭诚努力。不过，我还是认为，入缅的部队绝对不能少。日军一旦发动东南亚战事，其陆上力量的主力必然会指向滇缅公路。我们的兵力要是少了，是没有办法挡住日本人的。”刘建业说道。
“你的意见，我会转达的。你回去以后，要做好准备。调动的命令随时可能下达。”
“卑职明白。卑职回去以后，立刻就着手准备。”
“这次作战，将是数十年以来我国军队第一次出国作战，一定要打好，这样才能在世界面前重新振作我们中国军队的形象，坚定友邦对我们的支持。你明白吗？”
“卑职清楚。自甲午战败以来，中国军队在世人的眼里已经只剩下腐败不堪一用的形象。这次作战，正是让世界正视我们的大好时机。无论如何，卑职定当竭诚努力，报效国家。”刘建业回应道。
“好，你明白就好。记住我说的话。”
和对内地的航空作战沿海封锁作战和对内地的航空作战，是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侵华战争的重要手段和组成部分。沿海封锁作战即攻占中国东南沿海的大小港口，切断中国与海外的所有进出通道，阻止一切援华抗战物资进入中国。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封锁战，意在以武力封闭中国，使中国因得不到海外援助而削弱甚至丧失持久抗战的能力。对内地的航空作战，是对中国西南、西北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重要目标进行大规模的、持续的战略性轰炸，造成深度破坏，并在心理上造成一种威慑力，影响中国的士气和信心。日军统帅部对此寄予很大希望，企图以对其占领区（即敌后战场）的“治安战”（即反复残酷的扫荡）、对正面战场的进攻战、对沿海的封锁战和对大后方的航空战，全方位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再结合政治谋略和外交谋略，摧毁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和能力，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
日军从侵华战争开始就把对中国沿海港口的占领和封锁作为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7月占领塘沽，同年11月占领上海，1938年1月占领青岛，同年5月占领厦门，同年10月占领广州。这样，在一年多一点时间里，日军就占领了华北、华东和华南的最大港口，封锁了中国主要海外通道。这是和它在陆地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同时进行的。
还在武汉会战进行期间，日军就估计到占领汉口、广州后，英、法仍将通过河内—南宁—桂林—衡阳路线（即桂越路）、河内—昆明—贵阳—长沙路线（即滇越路）、仰光—昆明—贵阳—长沙路线（即滇缅路），以及从苏联经新疆—兰州—西安路线继续进行援华。要压制中国，从军事、经济两方面切断这些联络线极为重要。1939年9月日本在中国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时，其大本营赋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任务中，就把“尽最大努力切断敌之南方补给线”单独列为一条。所以，日军在停止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以后，更加重视对中国的经济围困，把沿海封锁作战作为独立的（专项的）作战行动列入计划，在其全盘战略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
1939年日军沿海作战的主要行动有：2月中旬台湾混成旅团（又称饭田支队）和海军第5舰队攻占海南岛的作战；3月下旬第21军第1独立步兵队为切断澳门—香山—新会公路而进行的西江沿岸作战；6月下旬第21军后藤支队和海军第5舰队一部攻占汕头、潮州的作战；8月中旬第21军第18师团一部攻占深圳、沙头角的作战；11月中旬至1940年2月上旬，第21军主力和海军第5舰队为切断桂越国际通路而进行的南宁作战（桂南会战）。通过这些作战，日军不但进一步封锁了中国南方沿海，而且为后来的南进、入侵印度支那和香港建立了跳板。
1940年日军的主要封锁行动有：乘纳粹德国向西欧大举进攻，英、法自顾不暇之机，胁迫英国同意于7月至10月封闭滇缅路3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