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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万黄巾军，讨吕布时也拥有“十万之众”，怎么会在官渡之战时“兵不满万”？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认为，官渡之战时，袁曹双方的兵力其实应当大致相等，也就是都有十万左右；袁军士卒“果劲不及”曹军，曹操以逸待劳，兼有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可以号令天下诸侯，那么曹操一方岂不是如郭嘉所说，占了“十胜”的压倒性优势？既然官渡之战的难度这么低，就连平庸之辈尚且可以轻松地打赢，而曹操却打得如此艰苦，以至于曹军将士大都暗自与袁绍接洽，若无许攸、张郃、高览等人的投降，胜负难料。这岂不反而说明了曹操的愚蠢无能吗？他的光辉形象又在哪里呢？莫非“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抛开“人人异端”的道德观念不谈，曹操是杰出的政治、军事、文学家，这早有定论。同样，官渡之战是曹操毕生最辉煌的军事成就，这也早有定论。
但是，如果把这两个定论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
为了解决这个悖论，我们就必须注意到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事实：从青年时代开始，曹操大半辈子都在为袁绍效力，还多次出生入死。直到迎汉献帝都许昌为止，曹操的多数行动都是在袁绍的授命下进行的。当时，袁绍与曹操的关系，和刘邦与韩信，刘秀与邓禹的关系类似，属于主从性质。只是在迎汉献帝都许昌之后，曹操才逐步脱离了袁绍的控制。后来，曹操和他的笔杆子们竭尽全力，想把自己描绘成始终独立于袁绍的历史主角。但他们伪造历史的时间显然有限，思虑不够精密，工作不够完美，留下了很多破绽，因此后人才有可能用另一种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也只有这样做，围绕袁、曹二人的种种历史谜团才能迎刃而解，我们也才能理解曹操在官渡之战时面临的真实困难。
其实，曹操依附袁绍的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作为三国的建立者和东汉帝国遗产的主要继承人，孙坚、孙策、孙权父子，还有刘备，都与曹操一样，曾经长期为袁绍、袁术兄弟效力，其属下也大多有着浓厚的袁氏旧部背景。如果袁绍打赢了官渡之战，曹、刘、孙三家及其部下恐怕都得帮袁绍去建立统一的新皇朝。从这个角度上看，可以将三国鼎立视为袁绍、袁术兄弟内战的延续，而曹、刘、孙三家争夺的不仅是东汉帝国的遗产，更是袁家的遗产。但在东汉帝国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制度下，袁家怎能攫取如此巨大、以至于足够抗衡并颠覆皇权的政治资源呢？他们为何如此受贵族和百姓的拥戴呢？对东汉帝国的衰落和分裂，这个豪门又究竟要负多大的责任呢？
为了探究东汉帝国的灭亡与曹、孙、刘三分天下的历史根源，研究袁绍及其家族兴衰的过程与原因，显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史书中的袁家事迹全都支离破碎，真伪参半，很难获取足够的信息。最后，笔者终于恍然大悟：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对于胜利者曹魏及其继承者西晋的统治集团来说，将袁氏家族，特别是袁绍和袁术的真实故事公诸于众，将会对他们非常不利。而且，作为担任过上百年宰相的世纪豪门，袁氏家族内部确实隐藏着太多外人难以读懂的奥秘。古代各部有关汉末及三国时代的史书无法取得像《史记》那样的成功，不能说清楚袁家的兴衰史，是最根本的原因。
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创见，就是见微知巨，由小见大。古代中国人极为重视“名”与“字”，往往以此寄托家族的志向。譬如，刘备给年长的养子起名叫“封”，给年幼的嫡子起名叫“禅”，合起来就是“封禅”。到泰山封禅乃古代中国最隆重的仪式，只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可以举行。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想要到泰山封禅，管仲坚决反对；鲁国贵族季氏到泰山旅行，孔子听说后大发牢骚。由此可见，刘玄德早就有了称帝的雄心大志。后来刘备听诸葛亮之言，杀刘封而立刘禅，结果只剩下一个“禅”，反而生出“禅让帝位”之意，弄巧成拙。所以蜀汉大臣谯周据此预言说，刘禅将来一定会是亡国~之君。谯周本有降魏之意，但刘备父子的名字确实也给了他口实。
袁术的字“公路”貌似平凡，其实却比“封”和“禅”还要奇特得多。
东汉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代汉者，当涂高”的神秘预言。“公路”与“当涂高”都可以被理解为“大路”的意思，可以互训，袁家意欲代汉自立的志向由此可见。袁术终生笃信这个预言，他晚年盘踞淮南，攻打扬州，随后称帝等许多行为均与“当涂高”直接有关。这些绝非袁术的一时冲动，而是如同“大楚兴，陈胜王”一般，来自人为的策划。
与“公路”相比，袁绍的字“本初”含意更含蓄，更复杂，也更敏感。
和世界上其它民族不同，古代中国人有一个独特而谨慎的文化传统——避讳。按照这一文化传统，古代中国人绝不直称尊长的“名”，也很少直称同辈的“名”。而在社交场合，成年男子们通常互称对方的“字”。不仅如此，对于很多有特殊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名词，尽管并没有法律禁止使用，古代中国人在取“名”和“字”时也极力避而远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明清时期，忌讳之繁，文狱之多，更是登峰造极。君不见明月清风，多少人头落地；维民所止，字字造就冤魂。后人读书至此，莫不毛骨悚然。
在这些被历代中国人严格遵守的“避讳”禁忌中，本朝帝王的年号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因此，我们不会看到有唐朝人的“名”或“字”会叫“贞观”或“开元”，也不会看到有明朝人的“名”或“字”会叫“洪武”或“永乐”，更不会看到有清朝人的“名”或“字”会叫“康熙”或“乾隆”，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不过，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什么事情都免不了例外：袁绍的字“本初”正是东汉质帝刘缵的年号！由于汉质帝即位当年就遇害，所以逾年便改元了，导致“本初”只有一年，也就是本初元年（公元146年）。
和“本初”同样有趣的是：“绍”字乃继承家业或政权的意思，而且有特殊的含义。按《尔雅•；释诂》的解释：“绍，继也。”按《逸周书•；谥法解》的解释：“疏远继位曰‘绍’。”可见，袁绍在继承家业之前，其地位本来很低下疏远。按照亲缘关系来说，袁绍还有嫡兄袁基、嫡弟袁术和许多宗法地位较高的亲戚。但是最终，袁家的领导权落到了袁绍的头上，这无疑也是袁术后来痛恨袁绍，导致袁氏政治集团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汉朝人取本朝皇帝的年号作“名”或“字”，属于忌讳的事情吗？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年号的历史。
年号本为中国独有，后来又传到日本等邻国。西汉之前，中国并无帝王年号；汉文帝将自己的在位期分为“前元”和“后元”两段，汉景帝又分为“前元”、“中元”和“后元”三段，但都不被视为严格的皇帝年号。年号的正式设立始于汉武帝，他在公元前140年即位时改年号为“建元”，此后每6年就改年号（即所谓“改元”）一次。因为是初生事物，所以西汉人并不避讳皇帝年号。汉朝人沿用先秦习惯，取“名”常用单字，取“字”常用“伯、仲、叔、季、孟、子、卿、公”等几个字。而汉朝皇帝的年号均用双字，又不会采用上述那些常用“字”，所以并不适合作人的“名”和“字”，两者暂时也就相安无事。
因此，在东汉时期，个人取“名”和“字”无需避讳本朝皇帝的年号。直到西晋初年，陈寿作《三国志》，竟然直写“司马懿”和“司马炎”，对司马昭虽尊称“文王”，却又大书“张昭”、“董昭”等名字，说明魏晋时期并不大流行避讳。按《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司马师、司马昭、陈泰、钟毓和钟会诸人在开玩笑时，还曾经故意触犯对方父亲的名讳。根据清朝学者周广业所著《经史避名汇考》中所作的考证，晋惠帝“永康”年间，吴兴郡的“永康县”改名为“武康县”，是中国第一次针对年号采取的避讳。后世的中国皇帝越来越懒于改年号，明清皇帝更完全不改年号，年号因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了皇帝本人在民间的别称，再加上特务统治日益严密，避讳也就越来越严了。
不过，联系到本初元年发生的众多突发事件，袁绍取“字”为“本初”，仍然显得那样突兀和奇异。难道他要借此纪念在本初元年发生的什么事吗？这些事件又会对袁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