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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必定以这厮为首，说他是“人头畜鸣”，这不是没起到封杀谥号的效果吗。
汉代建立，又开始搞谥号这套了。可是也慢慢变了味，再差的王也可以得美谥了。综观西汉一朝，就没有被冠上恶谥的皇帝，诸侯得恶谥的倒不少，比如谋反的淮南王刘长，全称为“淮南厉王”。这当然是诸侯王的权威不够，无法阻止中央对自己褒贬的缘故。所以，在谥号之外，就必须搞出一个更高的荣誉，这就是庙号。
庙号同样是一个盖棺论定的程序，对王起着褒贬，也就是称祖称宗，永享太庙，而没有庙号资格的皇帝过一定时期牌位要被撤掉。起先谥号是每个王都有的，可是庙号只有牛比的王才配享用。刘邦的谥号是“高”，而庙号是“太祖”，合起来就是“太祖高皇帝”，文帝的庙号是“太宗”，武帝的庙号是“世宗”，宣帝号称中兴，庙号是“中宗”，元帝其实很孱弱，他在位的时候，汉朝开始衰落了，可是他也很幸运地分到一个庙号，称为“高宗”，可能是王莽别有用心的缘故，因为他的姑姑是元帝的皇后，又活得特别长，到他篡位的时候还在呢，看在姑母的面子上，总得给那早死的姑父一个面子。总之，整个西汉，虽然不无舞弊的嫌疑，但有资格称庙号的也就这么五位，享有“文景之治”盛名的景帝和聪明得不得了的昭帝都没有资格横插一腿，可见入选的严格。但是，和谥号一样，这庙号很快变了味，到了唐代，已经是无帝不可以称宗了，包括被太监掐死的那个十八岁的短命皇帝也煞有介事地叫什么“敬宗”呢。
从谥号到庙号，我们可以饶有兴趣地看到“新闻自由”是怎样被建立，又怎样变味的过程。即使有再多的类似程序，在专制的制度下都不能幸免的。
小章：第三集
为老爸制定完谥号后，刘启的其他政策也是按照老爸的既定方针实行。比如给百姓减轻赋税，跟匈奴和亲。但也有一项没有妥协，就是和诸侯王的关系。
那个在文帝时代已经崭露头角的晁错开始要真正迈上他的历史舞台。
在文帝时代，晁错再强，也不过做到了千石的中大夫。刘启一即位，晁错的职称风生水起，先是拜为内史，也就是后来的京兆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长，秩级为中二千石。由于晁错出身太子家，所以刘启对他的宠幸超过了九卿，他提出的建议，刘启无不采纳，很多法律条文的修改，也都是晁错的建议。晁错的专权，引起了丞相申屠嘉的极大反感。
申屠嘉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早年因为有些膂力，擅长发射强弩，在刘邦统一战争的过程中当过队率也就是小队长，不断积累功劳，汉朝建立后，当上了淮阳太守。在后元元年，因为那些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都将近死光了，申屠嘉因此被拜为丞相，封为故安侯。这家伙生性刚直清廉，却是个大老粗，当年看邓通受文帝宠幸不惯，差点把邓通擅自抓来杀了。现在见晁错这个只会写几篇文章耍耍嘴皮子的人如此受宠，当然也不开心，对晁错恨得牙齿都痒，做梦都想杀他，只是暂时拿他没办法。
晁错办公的内史府位于太上皇庙的内墙外游乐的区域，大门朝东，很不方便。于是他命令在内室府开了个南门，把太上皇庙的外墙也凿破了。申屠嘉大怒，想劾奏晁错擅自凿破宗庙外墙，下廷尉诛杀晁错，可是他低估了晁错的能量。
晁错一听到申屠嘉想劾奏自己，马上一溜烟跑去见刘启，叩头求情。刘启一听，抓住这么点小事，申屠嘉就想杀自己的宠臣，哪有那么容易？于是等到申屠嘉把请求诛杀晁错的奏折一上，刘启轻描淡写地说：“哦，你说的是那件事啊？这是我叫他做的。那块地又不是真的宗庙墙，只是一个外墙，好多官吏都曾在那里住的。你回去罢，晁错没有罪。”
申屠嘉一听，简直信不过自己的耳朵。可是皇帝说了话，自己哪敢不听，只好连连谢罪，说自己乱告状。罢朝后出了宫殿，他气鼓鼓地对自己的长史说：“妈的，我本来应该先宰了晁错那小子再禀告皇帝的，现在却先向皇帝请示，简直吃错了药。”他回去后，肚子里的气一直憋着，没多久竟气死在家里。晁错听到后哈哈大笑：“活该，这个死大老粗，跟我玩，看我不玩死你。”
从此之后，朝中无人再敢惹晁错，晁错升官像现在北京的房价一样：腾踊，一年半之后，也就是景帝二年的八月，晁错升任万石的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不过好景不长，他很快就把自己送上了绝路。因为，他之后干的事，正像他的名字一样，真是“错”的。
小章：第四集
晁错提出的建议，和以前的贾谊如出一辙，就是“削藩”。
在刘恒时代，晁错还是太子家令，就屡次向刘恒上书，应该惩治吴王刘濞，削夺吴国的郡县。刘恒没有采纳。现在他当了御史大夫，立即又上书刘启，说：“以前高皇帝定天下，因为自己儿子年幼，所以封了很多同姓为王，连私生子刘肥都封了齐国七十二个城池，同父异母弟刘交封为楚王，也握有四十个城池，侄子刘濞则掌管吴国五十多个城池，这三家的封地几乎达到了天下面积的一半，这不是正常现象。吴王因为太子被您杀了，心里不爽，一直诈病不朝，应该诛杀。先帝心地良善，不忍加诛，反而赐他几杖，哪知他不知报恩，反而越发骄傲，公然铸造钱币，煮海制盐，还收留天下罪犯。今天削除他的封地，他也会反；不削除他的封地，他也会反。削了，他很快就会反，祸患还小一些；不削，他积蓄更多的实力再反，祸患更大。不如立刻削除。”
晁错的话很有些夸张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政客本性，为达到目的不计手段，可谓狡诈。其实这时候的齐国早就不是汉初的齐国，早已分裂为齐、济北、菑川、胶东、胶西、济南六个国家，所辖国土比当年的齐国小多了，六国各自为政，实力大减。楚国只有三十六个城邑，这还不包括那些位于楚国境内的列侯封邑，实际上也远不到晁错所说的四十个城邑。而且更重要的是，就算当时天下所有诸侯王的土地加起来，按照胶西王群臣的分析，也不过仅占汉朝面积的五分之一，不可三家就能占到二分之一。可以说，晁错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采取了夸张的修辞手法。至于晁错为什么要这么做，一则有向皇帝表忠心的因素，二则有博取政治资本的因素。三则，当然，也有可能他觉得废除诸侯王制度，确实有益于天下苍生。
说起来，这世上专制制度的发展，都和奴才们自觉的忠心有关。有时独裁者根本想不到的统治绝招，往往有奴才们主动想好了，给独裁者奉上。商鞅不是奴才吗，吴起不是奴才吗，韩非不是奴才吗？呕心沥血给主子献策，最后却死在主子刀下。奴才们必须清楚，等到他们忠心爱戴的独裁者主子把异己分子消灭光之后，也就轮到了他自己，但那时已经没有人能救他了。这就叫“作法自毙”。秦国的商鞅，首先建立了残酷的法家政治，后来他自己被秦王通缉出逃，逃到一个旅馆，欲歇宿一夜再跑，不想旅馆问他要身份证，理由是：“商君之法，没有身份证的，各旅店一律不许留宿，发现可疑人立刻报警，否则连坐。”商鞅只能哀叹：“老子制定的法律，竟然害死了老子自己。”文革时，一些文痞的表演和害人伎俩，估计也很多是他们的主子所想不到的，都是类似于商鞅和晁错的表演。
《汉书》的作者班固对于晁错的表演，是持认可态度的，因为他是东汉人，大一统的专制君主制已经建立，他没有表示异议的权力。而成熟的专制君主制，也是一直伴随着他成长的，就像人入了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他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可悲。但《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对晁错的表演却颇有微辞，在赞语里评价说：“晁错擅权，对政事多所变更。七国举兵的时候，晁错不好好谋划退兵之策，反而想因此杀袁盎以报私仇，弄得自己被杀。谚语里说‘变古乱常，不死则亡’，这就是说晁错的罢。”而班固的评语却是：“晁错一心想着为国家的长远谋划，从来不考虑自己。最后遭到族诛的待遇，真是忠心耿耿，可惜啊！”
很显然，作为去古未远的司马迁对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政体并不欣赏，他欣赏的是以前的封建制度，因为封建制度下，皇帝受到诸侯王势力的掣肘，而不能为所欲为，个人不需要直接赤裸裸地面对专制朝廷的挤压，也因此能保留更大的自由空间，这和西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