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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地盘大、经济强、军队多，并不等同于是强国。一个国家的强盛必然要以清明的政治为基石，张士诚吴王国的政治，至少在朱元璋和刘伯温看来，并不清明。
朱元璋认为张士诚的政治不清明，是从张士诚的生活奢侈作为着眼点的。张士信自封为元政府的丞相后，就在杭州城里大建办公居住楼，这座楼几乎占满了杭州城最繁华地段，险些超越了张士诚在苏州的吴王宫。这座最璀璨的建筑里有最体现中国园林水准的楼台亭榭，以及世界上最古怪的石头，还有当时西方君主们见一眼就要流口水的天下名画。张士信房间里挂满了名画，就像是贴墙纸。他专门有一间房间摆满古玩，数目之多，几乎就是个古玩批发市场。他的歌女比丞相府的卫队还要多，他的厨子比歌女还多。他吃的可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而是精细到极致的食物，做一只麻雀，就需要十几个厨师，耗费两个时辰。张士城兄弟过的生活，连最奢侈的神仙看了都要瞠目结舌。朱元璋说：“如此穷奢极欲，不亡何待？”
但刘伯温对张士诚兄弟政治浑浊的着眼点却另有不同。刘伯温和朱元璋的生活环境不同，自然看问题的角度就不同。刘伯温年轻时不愁吃穿，肉体上体验着小资的生活。而朱元璋始终挣扎在饥饿的贫困线上，对别人稍微吃得好一点的情景就怒目圆睁、痛不欲生。
刘伯温说，在能力范围内，奢侈点也不是大缺点。明明有钱，却过得和苦行僧一样，那是守财奴，是在标新立异。这种人不懂得享受生活，拿苦难惩罚自己，有点变态。张士诚富得流油，就是每天吃三斤重的龙虾，也是吃得起的。
刘伯温说，张士诚的政治浑浊不在于他的生活穷奢极欲，而是他对所有知识分子都有好感。如你所知，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眼高手低，理论和实践不能同步，倒霉的是，张士诚积极拉拢的那群知识分子几乎全有这样的问题。张士诚和徐寿辉有共同点，那就是知足常乐。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就是：人生是个过程，在有限的时间里，千万不要委屈自己。身心的幸福才是人生第一要义，其他所谓开天辟地之功、震荡宇宙之能，倒在其次。正因为这种对人生深切感悟的思想，所以稍有点远大理想的知识分子却会离他而去，而剩下来的，自然就是享受人生之徒。
其实，人生到底该怎么过，中国人历来就没有高明的看法。中国人从古到今，所追求的完美人生就是成功。对于“成功”这两个字的解释很功利，也很窄。成功就是，发家致富，要钱有钱，要美女有美女，要大房子有大房子，要地盘有地盘。很少有中国人想过，所谓完美的人生，其实是身心的幸福。人生一世，短短几十年，无论你身心疲惫地活着，还是身心畅快地活着，你都会死去。如果身心疲惫地活着能使你感到幸福，你就去活。问题是，你什么时候见过身心疲惫的人会幸福？
当然，张士诚的人生观没有错，可放到现实中来，就错得离谱了。他在享受人生的同时，应该注意一下周边的环境，物质和精神的享受都是外来货，稍不小心就会被那些无法幸福的人夺走、砸碎。这个人当然就是朱元璋。朱元璋是个变态人物，因为自己遭受过苦难，所以对没有遭遇困难，特别是在他眼皮子底下享受幸福的人，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恨。几年后，朱元璋用他一系列的残杀功勋的手段证明，他就是个下三滥的暗黑人物，蛇蝎一样的心肠，看不得别人好，他最喜欢看的就是让别人匍匐在他脚下痛哭流涕请求他饶恕，他偏不饶恕。
张士诚和朱元璋截然不同，张士诚喜欢看到别人开心快乐，他虽然不是纯正的知识分子，但对知识分子在元王朝几十年来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于是他对知识分子好，他对知识分子们说，你们若安好，便是晴天。
刘伯温说，张士诚正是出于这种高尚情怀，用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但这些知识分子全是半瓶子醋。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弟弟张士信也特别喜欢知识分子，所以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极尽柔和，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元末著名画家倪瓒在杭州隐居，张士信喜欢名人字画，就派人带着顶级的绢布和钱财请倪瓒作画。倪瓒那种清高的腻歪劲儿一上来，就让人难以忍受。他生气地说：“我又不是你们王府的画师，你让我画我就画啊。”说完，就把绢布撕了，叫人把金钱带回给张士信。
如果倪瓒面对的是朱元璋，他就是九头鸟也死了九回了。可他太幸运，遇到的是张士信。张士信对倪瓒很不礼貌的回复超然度外，还夸奖倪瓒有上古知识分子的风度。
这件事不久，张士信带着一群知识分子到湖上游玩，忽然闻到一艘迎面而来的小船上飘来他从未闻过的香味。他对身边的人说：“这艘船上的人肯定是个懂得享受人生的人，我要拜访他。”可当他登上那艘小船时，发现居然是倪瓒。他突然想到了前些日子的事，不禁恼了，说：“我还以为你清高，穿粗麻衣服，吃残羹冷炙，想不到你是个花花大少。他妈的！”
接着就是一顿臭骂，倪瓒一语未还。张士信骂完了，就跑回自己船上，想了想刚才的举动太失礼，于是主动邀请倪瓒到他船上来。倪瓒又摆起了架子，摇着船走了。张士信只是一笑，任他耍清高。
后来有人问倪瓒：“张士信那样侮辱你，你为何不还口？”
倪瓒大言不惭地回答：“我那时要是出声，我就也是一个俗人了。”
其实，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如果他面对的是朱元璋，他根本说不出这句话来，他不说话就是最大的罪恶。依朱元璋的性格，会将他肚子剖开，放进铅块，然后缝合，再把他推进湖里喂鱼。
张士信对任何知识分子都有种“放纵”的心态，这是一种毫无理性的溺爱，所以，难免会出差错。他最喜欢的三位知识分子黄敬夫、蔡文彦、叶德新，虽然读的是孔孟之书，行的却不是孔孟之道。知识分子身上最卑劣的诸如无独立精神、谄媚主子的特点全被他们滴水不漏地继承了。
如果说这三位知识分子做了哪些伤天害理的事，还真找不出确凿的证据来，只有一首歌谣可以证明这三位的确不是好鸟：丞相做事业，专靠黄菜叶，一朝西风起，干瘪！
“丞相”说的是张士信，“黄菜叶”自然指的是黄敬夫、蔡文彦、叶德新，而西风，指的是朱元璋，干瘪，说的就是玩儿完了。
刘伯温说，张士诚的政治不清明，就是因为他重用了一大批伪知识分子，这才是他无法成就大事的根本所在。
据说，那首歌谣是苏州城百姓传播开来的，而且还被煞有介事地写进了《明史·五行志》中，这实在很可疑。张氏兄弟在苏州城的人缘特别好，而且当时没有人有那样的眼光预料到张士诚后来的失败，普通百姓怎么会编造这样的歌谣放到他们伟大仁慈的领导人身上？这首歌谣很可能是朱元璋本人或者是他的走狗们“事后诸葛”编出来的。因为我们找不到“黄菜叶”为非作歹的证据，他们可能只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导引张氏兄弟享受人生上了。即使这是真的，也不是他们的错，上有所好，下必从焉。
“专用黄菜叶”，只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泼脏水，胜利者对失败者总有这样的优势。前提是，你必须要是胜利者，否则，你连喝脏水的资格都没有。
注意明玉珍
朱元璋对张士诚发动全面战争的计划，其实在鄱阳湖之战后不久就已开始。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忽然就大发雷霆，说：“张士诚这人也敢称吴王。现在有两个吴王，正如一山有两只老虎一样，谁是活的吴王，很快就见分晓。”
他发了一通火后，就想到了一个问题。他问刘伯温说：“我倾巢出动去打陈友谅时，你说张士诚绝不会动，事后证明果然如此。这是为什么？”
刘伯温说：“简单得很，张士诚的理想不是这些，他喜欢满足。况且，他的兵团跟我们交战多次，屡战屡败。他有点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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