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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能看懂。至于黄伯善两兄弟，诗歌写得漂亮，曲作得也特别好，可对刘伯温身在官场，却总报以“鄙夷”的眼光。几个人在一起，唯一能谈的就是辞章之学。刘伯温有一次喝了点酒，感叹说：“‘满怀荆棘无人扫’啊！”李画家对刘伯温翻着白眼说：“俗事，这都是俗事，来，喝酒！”
其实，刘伯温面对的是无以复加的官场腐败，一个真有责任感的爷们儿就该勇敢向前，而不是做缩头乌龟。做缩头乌龟其实也不要紧，但不能洋洋得意于缩头策略。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孔子那样的，在良知的指引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另一种是庄子那样的人，我逃避，我拼命地逃避，然后我把逃避美化成一种人类的高级情操。
刘伯温当然属于孔子那样的人，不过，孔老夫子很惨，有时候连基本温饱都解决不了。当时有一些如李爟那样的所谓隐士就嘲笑孔子是丧家狗。可刘伯温和孔子有个不同之处，刘伯温不靠游说，只靠做实事。孔子是玩嘴巴，刘伯温是玩行动。
他的行动也的确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高安做县长助理的第三年，隔壁的新昌州出了件命案。凶手是蒙古人，案发后，凶手用大量金钱贿赂初审官，初审官本着“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古老中国式处世原则，就判为误杀，案子草草了结。
——我们在这个案子上就可以发现，元王朝的民族歧视政策，并没有坚持到底。至少到了刘伯温在高安做官时，可能已经瓦解。不然，初审官不会判那个蒙古人是误杀。他完全可以判是故意杀人，不过赔对方一头毛驴的钱。
原告也不是吃素的，他本来是当地的豪族。于是整合各种资源，终于上诉到了上一级政府瑞州路。知府是个官场油条，看到原告和被告都是沾惹不起的人，就想拎出个愣头青充当敢死队，有人马上不怀好意地想到了高安的刘伯温。
刘伯温听到天降大任于身，兴奋异常，在他看来，这俨然是被重视的象征。于是，风尘仆仆赶到瑞州路，雷厉风行，不出几天就澄清了案情真相，凶手按照法律必须要偿命。初审官只好抱着那笔受贿银回老家养老去了。初审官走时，召集了被告家属和许多蒙古朋友，把刘伯温攻击得体无完肤，并且提醒这些人，刘伯温这人就是个瘟神，在这地方一日，你们就不能有自由，好自为之。
蒙古人一听，就要从腰里抽出蒙古刀。元王朝时代的蒙古刀和现在的蒙古刀大有不同。那玩意如月牙形，长一尺，插进人的肚子里，向上一挑，再抽出来，大肠冒着热气就挂在上面了。肠子在肚外还保温，但人却不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大肠热气消散，才死掉。蒙古人的骑兵所以所向披靡，他们的那种弯刀起了很大作用，在和敌人互相冲杀时，他们的弯刀只需下沉三分，刀尖就能碰到对方的马肚子，然后一挑，马肚子就开了，马的五脏六腑全落入尘埃，自然，对手只能从马上摔下来。
关于蒙古人要把刘伯温开膛破肚的事，刘伯温那位顶头上司最先得到了消息。他并不是个正义的人，只是良知还未泯，所以他把一封推荐信交给刘伯温，要他到江西行省的治所龙兴路（今江西南昌）南昌县去。因为在那里有个他的朋友，对刘伯温早有耳闻。
刘伯温面不改色地问：“如果不走呢？”
县长大人用手掌在肚子上横切了一下，说：“剖腹的干活。”
刘伯温说：“我不信。”
县长大人说：“我不管你信不信，总之，我是按良心做事。而且，这是命令，赶紧给我滚出高安！”
刘伯温感叹了一句：“高安，难以高安啊！”感叹完这句话，他骨子里的傲气突然喷涌上来，又愤恨地感叹一句，“贤士无路可走啊！”
关于这句感叹，刘伯温当时只是意气用事，并无例子证明。多年以后，他在其著作《郁离子》中填补了这句感叹的空白，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三个商人在集市上贩卖药材。商人A专卖好药，根据进价定价，不贱卖，但也不漫天要价；商人B既收上等药也收下等药，有人要买上等药，他就给上等药，有人买下等药，他就给下等药；商人C从不收上等药，只管多收下等药，而且价格便宜，顾客要求添点他就添点，从不计较，所以他的生意非常火爆。一年多的时间，他就成了大富翁。商人B在第二年也富了起来。只有那个商人A生意差得出奇，青天白日的，他药铺门口像墓道一样安静，结果很快破产了。
刘伯温在这个故事最后感叹说：“现在做官的，就是这种情况。春秋时期楚国边境上有三个县的长官，其中一个很廉洁，但不能博得上司的欢心，离任的时候穷得连头毛驴都雇不起；另一位，常瞅准机会，能捞的时候就捞一点，人们非但不指责他，反而称赞他能干；第三位无所不贪，用聚敛的钱财巴结上司，对待部属像亲儿子般的关怀，对待富家大户像对待宾客一样的热情，不到三年，就升大官啦。百姓还认为他非常好，这真是太阳底下最怪的事了！”
其实，刘伯温感叹的无非是贤人，也就是他自己不得志，恶人拔头筹。
这种感慨，其实也有故意呻吟的成分。总览历史，许多英雄人物在未飞黄腾达、深处底层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感慨。注意一点，中国古人喜欢写诗，而且特别喜欢用夸张修辞，所以我们总能看到一群怨妇般的人，站在高冈上，看着万里长的绵绵青山和河水的九曲十八弯，对自己的失败发出哀叹。
刘伯温在二十多岁时会发出这样的哀叹，也在情理之中。但他发出的哀叹并未在高安终结，还有高安续——南昌。
感慨南昌
如果按他“高安难安”的思路，那么南昌对他而言，就是难（南）以“昌”。他到南昌政府后的职务是掾史（省长秘书），行政级别上有所提高，但权力却不如高安县丞。县丞还能独立办案，掾史只能写写报告。
江西行省长官对刘伯温的印象不错，不过遗憾的是，体制原因决定他不能对刘伯温委以重任。这一体制就是蒙古人对汉人的歧视，汉人在官场，永远是老二，永远是被猜忌和排挤的对象。
江西行省长官对刘伯温说：“你侥幸不被我们蒙古人开膛，应该心存感恩，在这里好好干吧。”刘伯温就皱起了眉头，但还是点了点头。那位长官看他点头并不是很痛快，就又鼓励他说：“好好干吧，你是进士出身，不出人头地，那是没有天理的。”
刘伯温一听到这话，马上就起了奋起之心。但他的长官突然又问了句：“你说进士这玩意有用吗？我们大元废除了那么久，也没见天塌地陷啊！”
刘伯温对这位省级大员的愚昧吃惊不小，他很想用科举的历史来证明长官的愚昧，但随即一想，长官说得也没错。大元王朝没有科举，的确存活了很多年。现在天下有点乱，可不是没有科举惹的祸，而是有些自以为是的人自扰之。
刘伯温如果站在中国专制王朝的末期，就会发现，元王朝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也有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元王朝终其一生没有文字狱，没有文字狱，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就是天堂了。
但在那时候，刘伯温看不到。他也不会因为这点和自己无关的事而沐浴焚香摆灵棋。因为他没有分身术，进入江西不久，刘伯温就正式投入繁重的工作中。他的工作不仅是案牍，还要和官场圈子打交道。
圈子对于官场人而言就是氧气，看着是没有，但一离开它，非死不可。刘伯温虽然懂奇门遁甲、五行八卦，但这些神奇的技术不能自行制造氧气。所以，他必须要跟官场圈子打交道。
然而，他在这方面是个废物。在烂污的政治环境下，官场更是乌烟瘴气，在这里，高级情操是忌讳，所以，气节、道德、名誉都被摈弃在外。刘伯温身上恰好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常常警告他，对它们不要视而不见。这就让刘伯温很痛苦。
明朝有位叫洪应明的隐士说：“标节义者，必以节义受谤；榜道学者，常因道学招尤。所以呢，君子不近恶事，也不立善名，只要和气浑然，才是居身之宝。”
洪隐士又说：“处世不必与俗同，也不要与俗异；做事不必令人喜，也不可令人憎。”
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有太多洪应明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所谓人生导师了。洪应明早期做官，因为受不了当时的官场文化，所以辞职在家，专心著书，于是有了本《菜根谭》。《菜根谭》里全是人生处世哲理，不过注意一点，这些处世为人方面的哲理，是洪应明从之前的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