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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7000名警察在手，因此不灭徐，不但有后顾之忧，万一失败，恐无退路。王亚樵见卢永祥坚持打自己的小算盘，于是只好慨然允诺，立刻返回上海，召集斧头帮中间分子郑益庵、朱善元、詹效伯、吴鼎九、何守鼎、史庆生等十数人，于1923年11月12日下午，在上海温泉浴室门口将徐国梁击毙。
这次暗杀是王亚樵暗杀风暴的开山之作，整个行动干净利落。回到浙江后，卢永祥对王亚樵大加赞赏，不但同意出兵，而且还委任王亚樵为浙江纵队司令，划出湖州一地为王练兵之所。
得到了卢永祥的支持后，王亚樵立刻在湖州八雀寺、三对门两山之间招兵买马。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两个日后名震中国的国民党高官——戴笠、胡宗南！在当时，这二人均是落魄江湖，王亚樵的收留可谓雪中送炭。尤其是戴笠，拜入王亚樵的门下也就意味着有了江湖背景，这对他日后纵横于中国情报界可谓大有裨益。
历史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延续……王亚樵的奔走努力最终没有白费。
1926年国共合作，出师北伐，王亚樵任安徽副宣慰使，赴各地宣抚军民拥护北伐，打倒军阀。在这之后，虽然几经生死，但他的政治生涯也走到了人生的最高点。1927年，国民党宁汉分裂，蒋介石和汪精卫分道扬镳。为了迅速抢夺胜利果实，蒋介石定都南京，并内定王亚樵出任津浦路护路司令。
按常理而论，这本是王亚樵崛起于政坛的最好时机，但一件让人始料未及的事情却发生了。是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发动清党运动，无数革命志士遭到无辜杀害，国共合作破裂，北伐中道而废。
眼见革命理想再一次付之东流，王亚樵怒不可遏，并于国民政府奠基当日，登台演讲，怒斥蒋介石倒行逆施，高呼：“打倒军阀！保障人权，人权第一！反对屠杀！”
这次演讲之后，王亚樵很快便被蒋介石通缉，只好再次逃回上海，遁入江湖。
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王亚樵彻底陷入了政治的低谷。内心的苦闷让原本就性格偏激的他变得更加决绝，他开始固执地认为只有暗杀才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顽疾。
“革命嘛，谈是谈不拢的，那就只有你死我活地搞下去。而军阀势力庞大，硬碰硬势必涂炭生灵，所以最好的办法就只有定点消除、暗中拔桩。”这就是王亚樵的革命理论，看似有些鲁莽，但细究起来却充满了豪侠气概。纵你有千军万马，我仍要乱军阵中取你首级，这可不是一般江湖好汉干得出来的，更不是那些夸夸其谈的政客们可以想象的。
总而言之，你可以说王亚樵偏激，但你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有着一颗赤子之心，也确实没有顾忌个人的生死名利。而这之后的事实也在不断地佐证着这一切，王亚樵确实是一时豪杰！
5。暗杀风暴
在王亚樵的人生中，1929年之后是真正的精彩所在。
1930年，王亚樵投身“讨蒋运动”。并于7月24日派弟子王于廷、夏绍恩等人在上海招商局门前打死了为蒋介石筹划军需的招商局总办赵铁桥。
1931年，还是7月24日，王亚樵又派二十余人在上海北站刺杀宋子文，此役虽然没有成功，但却震惊了国内，气得蒋介石七窍生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王亚樵与沈钧儒等人声援马占山，筹集巨款，支援东北义勇军。随后，他又命弟子王铁明等人组织“铁血锄奸团”在上海及周边地区暗杀汉奸、日寇。
1932年1月28日，日军十万之众突然袭击上海，淞沪大战爆发。当天，王亚樵于桃园里44号召集斧头帮门生，宣布“全力以赴抗击日寇”，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王亚樵亲任司令，蔡蹈和任参谋长，许志远任军事联络专员，朱大刚为联络参谋，集合3000余人，成立20个大队，开赴太仓战场，配合19路军浴血奋战。3月初，王亚樵又派弟子龚湘龄选拔水手7名，乘渔船拖水雷出吴淞口，炸伤日本“出云号”兵舰。
由于中日之战极大地影响了各国在上海的经贸活动，最终双方只好接受国际调停。“淞沪停战协议”签订后，日本外相重光葵来到上海，决定于“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开“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
此时战事刚刚结束，日军这种赤裸裸的挑衅举动让所有中国人都义愤填膺，以至于一直窝在南京的蒋委员长也大感面上无光，派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至上海，约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和王亚樵密议对策。
由于是暗中破坏，因此这件事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决定由王亚樵来安排。考虑到庆祝活动不允许中国人入场的因素，王亚樵立即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约了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等商议行动计划。随后，在王亚樵的授意下，安昌浩于霞飞路宝康里40号寓所与其手下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等人筹划轰炸“庆祝大会”。
4月29日，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以朝鲜殖民地公民的身份，穿戴日本服饰进入会场，并在第一时间安放了定时炸弹。由于组织计划周密详细，王亚樵的这次暗杀行动获得了空前成功，炸死了日军侵华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炸伤重光葵，摔死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十三人。
此消息传到南京之后，蒋介石既高兴又难堪。考虑良久，最后只好命令戴笠送四万元给王亚樵。钱送到王亚樵处之后，负责送钱的国民党官员胡抱一恳求王亚樵给蒋介石写封感谢信，可没料到王亚樵却颇为不屑地说：“他拥百万之众而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
炸死白川义则，中日再度剑拔弩张。在提请“国联”讨论之后，最终各国代表决定推举英国李顿爵士率国际调查团来华实际调查。然而让人倒胃口的是，李顿爵士不光没有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予以谴责，相反却处处维护，贬低中国人民的抗日行动，一时间民间舆论纷纷，国人无不愤恨。原本就在风头浪尖上的王亚樵二话不说，立即组织人手，决定搂草打兔子，把这个李顿也消灭在上海滩。
11月10日，王亚樵派弟子龙林、唐明等人于华懋饭店刺杀李顿。不巧的是，当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宴请国际调查团，因此龙林等人扑了个空，期间又发生了一些意外，几人最终被巡捕房捉拿。
暗杀李顿失败之后，蒋介石终于抓住了机会，立刻下令悬赏百万，捉拿幕后主使人王亚樵。风声鹤唳之下，王亚樵只好暂时离开上海，避走香港。轰轰烈烈的大暗杀风暴也暂时画上了一个小小的句号。
6。英雄末路
王亚樵遁至香港之后，立即与国民党左派元老李济深等人会面。当谈及虎口余生的种种磨难之时，七尺男儿声泪俱下。而这也是有记载的王亚樵唯一一次失态痛哭，其实究其根底，这痛哭并非是因为恐惧，而是实实在在的失望。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在王亚樵看来不过都是一丘之貉。
在香港的这段岁月里，王亚樵虽然内心灰暗，但却并没有选择沉沦。伤心过后，他依然多方奔走，积极联系反蒋事宜，可无奈人心思变，在利益的面前，人的理想尤其不堪一击！很多曾经的革命同志，贪生怕死，贪恋个人权势，如余汉谋等人，出尔反尔，给王亚樵带来了极大的打击。
1935年，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王亚樵决定铤而走险，再次组织暗杀，意图一次行动，消灭汪、蒋二人。
是年10月，王亚樵派手下得力干将华克之（后加入中共）返回南京，主持暗杀行动。又命孙凤鸣、张玉华、贺坡光三人以记者身份执行暗杀行动。11月1日，六中全会召开，孙凤鸣将手枪藏于照相机内，张玉华、贺坡光则各怀炸弹混入国民党中央大礼堂。
开幕式后，各路高官聚于一处合影留念。作为党魁之一的汪精卫前排列坐。原本孙凤鸣等人打算等到蒋介石出现再动手，但时机稍纵即逝。无奈之下，孙凤鸣只好拔出手枪向汪连连射击，汪身中三弹。在撤退的过程中，孙凤鸣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刺杀汪精卫是王亚樵暗杀生涯中的得意之作，其意义不亚于炸死白川义则。汪精卫虽然最终被救活，但这三枪却有力地警告了国民党内部的绥靖派。自此之后，国民党高官人人自危，闻王色变。以至于戴笠手下的大特务沈醉有云：“世人皆怕魔鬼，而魔鬼却怕王亚樵！”
“刺汪案”发生后，逃过一命的蒋介石立即命令戴笠展开侦查。当消息传回，得知此事竟然又是出自王亚樵之手后，蒋介石雷霆大发，命令戴笠：“不惜一切代价，限期擒王亚樵归案，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接到了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