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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置可否。他伸手指了指那条木头鱼旁的两幅字：“这两幅你看怎么样？好一点吧？”“是展览选中的吗？”
他嘴里发出一声“嗤”：“他们选中的恰恰不是我最得意的！”
我笑了。我不愿扫他的兴。
“竹子很难画呀。”他又说。
“大概人物最难画吧。”
“竹子。”
丽丽在外边一声声叫着，口气严厉。岳父厌恶地斜去一眼。这时岳母、梅子都大着声音打招呼。岳父这才把手中的东西放下，慢腾腾走到外屋的客厅。
来的客人我们都熟悉，是老团长，很早以前给岳父做过警卫员。他很瘦很瘦，全身都干硬绷紧得可怕。他每一次到来，一见岳父就要依照旧习惯利利落落打一个敬礼。
这一次岳父正好跨到客厅里，老人也走到了屋子中间，脚跟一碰又是一个敬礼。
我不敢笑。岳父在接受这个敬礼的时候总是满脸肃穆。他轻轻摆一下手，像是还礼，又像是让对方坐到沙发上。这都是老一套了。
老团长坐下，“那两幅字快裱好了，我告诉他们要用最好的裱工。两天后就取回来。”
岳父并不在意，手指敲打着茶几，示意他喝茶。老团长端起茶杯。这时我走到岳母和梅子一边。小宁、小鹿、丽丽三个在一块儿。这一下全家人就分成了三摊……
离开之前岳父又一次让我欣赏墙上的几幅字，这让我多少有点奇怪。不过第二天一上班，我马上就全明白了。
这天处长一见面就高兴地打招呼，说有一份刊物封二发了梁里的书法作品，“我看了，还是蛮棒的。”
我倒多少有点替老人捏一把汗。一些刊物常发一些书画作品，可那都是选自本市或国内最有名的艺术家——发岳父那些东西？我的脸涨红了，因为生气或者替他羞愧。
“杂志还配发了一篇文章，《论梁里的书法艺术》——我以为你早就看了呢。”他从一旁找出那份杂志，打开其中的一页。
我脱口而出：“这是哪个狗东西写出来的？”
“你怎么这样说话？”处长一愣。
我盯着这篇短文。透过文字的栅栏，我仿佛看到了岳父端坐在老年书法家协会主席的位子上，含蓄地微笑。处长的脸白一阵红一阵，后来抓起一块抹布擦起了桌子。
2
岳母保养得很好，六十多了，看上去只有五十多岁。她的皮肤仍然那么细腻，一双眼睛像青年人那样清澈，只是目光更为柔和慈祥。她心上好像从没有那么多沉重和忧烦。在她温煦的目光下，人会变得安定许多。
梅子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母亲。比如说她的眼睛……
岳母就像庄周的母亲一样，在部队时是一位护士，后来又做了医生。我想这是一个女人一生所能选择的最好的职业了。挽救生命，安慰那些在战场上留下创伤的人，有什么能比这个更为高尚呢？我想象她穿着粗布军衣，军衣外面再添一套白色隔离衣的那种风姿，多少有点感动。
她微笑着看我。这使我觉得自己永远是一个晚辈。我接受这目光的爱抚，有一刻竟神差鬼使地咕哝了一句：“灰娃铁来……”
《你在高原》 第一部分 橡树路（71）
她的眉头立刻锁起，盯住了我。
她这副苦相让我有点不知所措。后来，只僵持了一会儿，她就笑了，问：“你从哪儿听来的？”
我吞吞吐吐，没法回答。不过这再清楚不过了，它只能来自家人。
岳母随我走到花园里，在即将衰败的一丛玫瑰前蹲下，摘掉了一片干卷的叶子……
这一天梅子问：“你怎么能叫爸爸妈妈的乳名？”
“我那时有点走神……反正不是故意的。”
就在几天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发现岳父右脚缺一个小趾。我问梅子，她没好气地告诉：那是他在追赶队伍的那个冬天里冻掉的。我听了久久没有做声。
岳父情绪好时，我就请他再讲一讲过去。我问：那个方家老二为什么改成了“吕南老”？
岳母替他答了，说方家老二对自己那个家族恨到了极点，所以参加革命后连姓氏也要改——这在那时是常有的事儿。
我再没吭声。那天我才发现，那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原来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就能触摸。可是创造这些历史的人一旦走进今天的生活场景，就变得极度陌生，好像离得遥远又遥远，好像隔开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时光的瀚海……这种感觉以前也出现过，比如见到庄周父亲时，也有过这样的感觉。那个人也在一个雷雨之夜背叛了豪门，这有点像吕南老。雷雨之夜、白皑皑的冰雪大山，以及在激烈震荡的环境里活动着的衣衫褴褛、神色稚气而肃穆的年轻人——他们个个豪情万丈，身上的血流像河水一样激扬奔腾……
岳父后来当了副师长。至今见面还要打敬礼的那个老团长，他磕碰的脚跟很容易将人唤回战争年代。只不过在这个客厅里，那举起的右手和尽量挺直的瘦削身躯或多或少有点不谐调。
岳父入伍第一年就成为一支游击队的班长。游击队是从第一支队分出的。这支队伍在东部山区活动了三个年头，是在最严酷的斗争环境里成长壮大的。后来队伍南下，他又成为副团长、某个纵队的政委，诸如此类。岁月如梭，而今，他常常为好久没能回到那片大山而生出长长的叹息。岳母也说：“也该回去看看了。”
话是这样讲，其实他们真要出城已经很难很难了。
3
不过有一次他们真的动身了。那是一个老干部参观团，行走路线早已定好，要一路参观一些企业和古迹。这一次虽然也去了东部平原和山区，却很难有机会把大轿车开进当年洒血淌汗的那些山隙里去。岳父归来时垂头丧气：“就连当年的村子也没好好看一眼，这算什么！”
我问了一句：“你为什么不留下来？”
他只是叹气，没有回答。
只要一谈起那片大山，他就表现得一往情深。他可以放下一切话题和手头的事情，不安地抚着胸部，踱到窗前。他常常激动得不能自已，直到疲惫时才重新坐到沙发上。那时他仰靠着，长久地闭着眼睛。他念出的每一个村庄名字我几乎都知道。那里的每一条山脉，每一处地形我都了如指掌。有好多地方他已经忘记了，我却能给他一一复述。这是他渐渐喜欢和我谈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个家庭里，我们俩惟一的共同语言就是谈论那片大山。但这其中存在的异同是：我更多的是从自然地理、从地质学的角度描述的；而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把该地发生的一些战斗故事填上去。大概也就是这些缘故吧，当他得知我一心想离开那个研究所时就极力反对，“国家培养一个人不容易。”他说。“可我觉得国家培养什么人都不容易。”——那时我已瞄上了一家杂志社，但这句话我没有说出来。
《你在高原》 第一部分 海客谈瀛洲（1）
我在这样的谈话中常常想到父亲。因为我的父亲也曾经在那座大山战斗过，而且一度任过副政委。我对岳父仔细描述了父亲的模样。岳父沉着脸，一声不吭。后来他说：
“那还不一定是什么颜色的队伍……”
“它当然是‘红色’！难道你连这一点还要怀疑吗？”
他坚持说没有父亲这么个人——也许他们阴差阳错，擦肩而过了。父亲在游击队任职的时间很短，他更多的是来往于山地和那个滨海小城之间，公开身份是一名商人……
说到“商人”，岳父马上嘻嘻笑了，说他倒见过一个来来往往的“商人”，不过那人早已在交火的时候被打死了——子弹从后背那儿打进去，从胸口那儿穿出来。
我忙问：“他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
“无所谓好人坏人，就是个‘商人’。”
“他是被误伤的吗？”
“有人早就要干掉他。”
“为什么？”
“就因为那人两边倒腾军火，跟他接头的人关系复杂。这样的人在战争年代是要提防的。”
“那么是革命的队伍把他干掉了？”
“是二班干的。”
我吸了一口凉气。当然了，那个“商人”不是父亲。父亲后来仍然活着，而且参与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比如说那个海滨小城的解放、海港的激战……他后来蒙冤，重新被押到那片大山里时，已经成为了“敌人”，戴上了镣铐……
这一切是多么靠不住，多么不真实。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像父亲这样，忍受了如此的冤屈，而且直到最后，直到离开人世，都没能洗刷这些冤屈。在生命接近终点的那些年头，他已经失去了一切热情……
岳父常常讲起的就是鼋山主峰西部的那场激战。那一次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