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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天成说：“敢想是对的，就是要敢想敢干嘛。”
王炳灿流着泪说：“叔，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你该咋处理就咋处理吧。”
呼天成眯着眼靠在沙发上，很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慢声细语地说：“炳灿，我也反复想了，你是个‘人才’，不用你，太可惜。用吧，群众又有些意见。你老叔很为难哪。这样吧，两条路，由你选。一条是，乡政府那边有个经联社，那儿缺个主任，你要愿意的话，就去吧。另一条，下到大田地，一切从零开始，给群众一个重新认识你的机会……”
王炳灿愣愣地站了一会儿，喃喃地说：“叔……”
呼天成闭着眼说：“去吧。好好干。”
第十二章 救还是不救，全在他一念之间
审讯的诀窍
灯泡一直在他头顶上亮着。
那大约是只五百瓦的灯泡，也许是一千瓦！那只灯泡正好罩在他的头顶上，像火盆一样烤着他。他觉得他快要被那只灯泡烤煳了。
他们人分三拨，连续“问”了他三十六个小时，可他自始至终都是一句话也不说。他一再告诫自己，不能说，一句话都不能说，尤其不能说假话。
七年前，当他在顺店乡当书记时，一有空闲，他就去派出所看人问案。那时候，看人办案是他的一大消遣。在那里，他发现，在派出所侦破的所有案件中，有七成以上都是“问”出来的。派出所所长老崔是个问案的高手，他说，他最怕“闷葫芦”，只要对方开口，他就有办法了。他还说，他不怕犯人说假话。只要他敢说一句假话，这案子就八九不离十了。
有一个案子，呼国庆至今还记得十分清楚，那是一个抛尸案。受害者是个九岁的幼女，是被奸污后拧断脖子抛在机井里的，性质十分恶劣。发现时，已是半月以后了。当时，没有查到任何有用的线索，案子完全是“问”出来的。那犯人是个小个子民办教师。一开始，在摸底排查中，这人并不是目标。因为他曾代过这女孩三个月的课，就把他也叫来了，只是想了解一些情况。叫他来的时候，他正在地里砍玉米秆呢，绾着裤腿，看上去土尘尘的，根本不像个敢杀人的主儿。进门的时候，他还很从容，先是让了一圈烟，人们都说不吸，他就坐下了。
老崔说：“吃了？”他说：“吃了。”
老崔说：“啥饭？”他说：“糊糊。”老崔说：“你就吃这？”他说：“咱是个民办教师，还能吃啥？”老崔突然说：“认识芫红不？”他说：“认识。一个村的，咋不认识。”老崔说：“说说咋认识的？”这时那民办教师迟疑了一下，他眼小，他的眼一直眯缝着，看上去就像是用黍秆蔑子划了一下似的，小得几乎看不见。他就那么眨巴着小眼说：“她上学时认识的，我教过她三个月的课。”
结果，就是这一句话出了问题。等那个小个民办教师说完这句话之后，老崔站起来了，老崔对坐在一旁的民警说“你们说着，我去尿一泡。”而后，老崔用脚踩了他一下，站起来了。他也跟着站了起来，跟老崔走到了院里。
出来之后，老崔说：“呼书记，有门。他这句话是假的。你想，一个村里住着，他能不去吃‘面条’？”“吃面条”是平原乡村的风俗，谁家生了孩子，无论是生男生女，都是要请客的，这其实是一种宣告。请客时，村里亲戚都要来庆贺，在酒宴上，最后上的是一碗“喜面”，这就叫“吃面条”。
回来后，老崔又接着问：“芫红几岁上的学？”他说：“七岁吧？”老崔说：“背的啥书包？”他说：“蓝。兴是蓝的？”老崔说：“坐第几排？”他说：“第五排吧。”老崔说：“你教她的啥课？”他说“语文。”老崔说：“她的‘芫’字怎么写？”他说：“一草一元。”老崔说：“你家离芫红家多远？”他说：“隔俩门。”老崔又重新拉回来说：“上学以前你从没见过她？”他说：“不在意。”老崔说：“是没见过还是不在意？”他说：“不在意。”老崔问得很随意，问的全都是白话，他说的也是白话……后来，就这么整整问了一天一夜，问得那民办教师张口结舌，到最后，他坐在那里，裤裆里湿了一片，他尿了，他裆里的尿水一滴一滴往下渗。到这时，老崔笑了，说：“鸡巴，你看你干那事？”
所以，呼国庆非常清楚，在被讯问的过程中，你不能说一句假话，你只要一句有假，就肯定会留下破绽，这样的话，你的心理就会受到这句假话的干扰，你的思维就没有逻辑了。往下，你就再也无法说真话了。你必须用一千一万句假话，来“圆”你先前说过的那一句假话，在“圆”的过程中，假话越说越多，你既没有记忆的信号，也没有思考的机会，无论是多机敏的人，你也不可能次次周延，这样“圆”来“圆”去，你就把自己套住了。
在沉默中，呼国庆竟然有了些许顿悟。他开始分析自己，他心里说，呼国庆，你上过三年的电大，又在武大进修过两年，还当过七年的乡党委书记、三年半的县长、两年半县委书记，你学的东西都让狗吃了？你的智慧呢？你的精明呢？你不是一直在学习对付人的能力吗？可结果呢？结果是你坐在了这里。权力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权力是一张纸。这张纸给了你，你就有了权力，这张纸一旦收回去，你就什么也不是了。这不仅仅是你在较量中的失败，也是你智力上的失败。你的精明都用在小处了，你是小处精明，大处愚钝。
是的，呼国庆早已放下“架子”了。“架子”是什么？那是一种包装，就像一个人走进澡堂子一样，一旦脱了那身衣服，人就成了一模一样了。是啊，当一个人成了被审查者的时候，你身上所有的“光环”都失去作用了。你已不再是一个县的一把手，不再是百万人的主宰者。在长达半个月的时间里，当他经过连续的秘密迁移（为了防止他串供），在从一个县解到另一个县的途中，吃过各样宴请的呼国庆充分体会了饥饿的滋味。到了这时候，他才刻骨铭心地明白了什么叫做“尊严”。
那一天，在押解的途中，路过一个乡村小镇时，他突然看到了路边上的一个卖猪头肉的小摊。于是，他说：报告（这是规矩），我想吃块猪头肉。押解人员经过短时间的磋商，终于同意了。同时给他约法三章：不准说话；万一碰上熟人不准打招呼；有事先报告。于是，就坐在那个小摊旁，两个人夹着他坐下来。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块后，又说：报告，我还想再吃一块。于是就让他又吃了一块。吃完后，他再一次要求说：能不能让我再吃一块，就让他再吃一块……吃完后，他又看见旁边竟还有一个卖胡辣汤的摊子，就说：报告，我想喝一碗胡辣汤……就让他喝了一碗胡辣汤。喝完后，他说：报告，我想再喝一碗，就让他再喝一碗……在那个地方，他一连吃了三块猪头肉，喝了三碗胡辣汤！那么脏的一个小摊，却是他这么多年来，吃得最香的一顿饭！真香啊！人是什么东西啊？！在此时此刻，又有谁知道他是一个县委书记呢？
他知道，查他是有备而来，这件事是王华欣一手策划的。要说问题，也就是那个事了，那个事是他的一个大失误！那个事就单独来看，是致命，但要综合起来，也许还不至于。现在就看他们到底了解多少情况了。不错，谢丽娟从那笔钱中提走了一百万。可这钱是打假打来的，是在买卖中的一种转借，仅仅是方式上的暧昧。况且这一百万并没有经他的手，他在中间仅仅是起了某种无法言传的作用而已。而他所起的作用是无法查证的。就是那姓黄的站出来咬他，他也说不出来实际的证据。他会说他打了电话，可时过境迁，有谁能证明呢？除非他录了音，可呼国庆断定他当时没有录音。这里边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姓黄的和谢丽娟同时站出来指证他，如果他和她同时站出来咬他，那他就无话可说了。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小谢是不会站出来害他的。她绝不会。现在，呼国庆最担心的是，小谢会不会好心办错事？她如果对他们说，我现在把钱退还回去，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件事的起因就不是钱的问题，他们要搞的是人，他们针对的就是他呼国庆，你要是把钱交出来，就正中了他们的下怀。要是小谢为了救他而取这样的下下策，他呼国庆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这是他最大的担心。
太荒唐了。他本来是打假的，是想给老百姓办好事的，可办着办着却办到自己头上来了。他知道，要认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