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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道：
“我们觉得她是‘小白菜’，她前夫说她是‘潘金莲’，她说自个儿冤得像‘窦娥’，这不就成仨人了？这仨妇女，哪一个是省油的灯？单拎出一个人就不好对付，仨个难缠的人缠在一起，可不就成三头六臂了？又跟白娘子练功似的，一练练了二十年，可不就成精了？”
又说：
“为了哄住她，二十年来，她可没少得东西。光猪腿，我给她送过十七八个。”
又说：
“都见大家给当官的送东西，哪见过当官的给一个农村妇女送东西？”
又埋怨：
“国家这人代会也开得忒频繁了，一年一小开，五年一大开；今年还不同往年，今年是大开，政府要换届，哪里敢让她去搀乎？可不敢大意。”
又叹息：
“不怪别的，就怪事情颠倒了。咋也没想到，一个农村妇女，一下跟国家大事连在了一起。”
郑重：
“正因为你们这么弄，就把她惯出毛病了。”
王公道：
“郑县长，这是目前的现实。我官小，是谈不下来了，郑县长您官大，要不您跟她谈一谈？”
郑重一笑，知道王公道是要把事情往上推，躲开这蚂蜂窝；这人看似老实，心里也藏着鬼呢；但郑重没计较这个，换条思路问：
“能不能调查调查，看这妇女有没有别的事情，比如，偷盗，打架，赌博，或其它违法的事？”
王公道明白郑重的意思：
“盼她有哇，她要有其他犯罪事实，不早把她抓了？那样我也干净了，就该公安局跟她打交道了。”
但搔着头说：
“也留意她二十年了，可一个农村娘们，想犯罪，又没这胆，想赌博，她又没钱。”
郑重倒不同意：
“按你的形容，人家不是没这胆儿，是证明人家品质还不错。”
又说：
“咱再换条思路，能不能做做她前夫的工作，跟她再复婚呢？如果他们复了婚，不就没告状这回事了？”
王公道：
“这条路，咱也走过二十年了；这工作，咱也做过几百回了。可她前夫也是头犟驴，说没闹这二十年，复婚还可以考虑；正是闹了二十年，哪怕天底下剩她一个女的，也不会跟她再复婚了。”
又说：
“再说，那男的又找人了，生下的孩子也快二十了，如果跟李雪莲复婚，他还得先离婚不是？”
又说：
“再说，李雪莲要跟她前夫复婚，也不是为了过日子，是为了复婚之后再离婚。一句话，纯粹为了折腾，为了证明她不是潘金莲。”
又感叹：
“她没折腾着她前夫，倒折腾着我们了。二十年啊郑县长。我有时愁的，真想辞了这个院长，去做小买卖。”
郑重“噗啼”笑了：
“看把你逼到了这个份儿上，我就会她一面吧。”
王公道马上站起来：
“这就对了郑县长，反正说下大天来，也就是哄她一下。哄她过了这一个月，等全国人代会开过了，她想到哪儿告，就到哪儿告去。只要过了关键时期，咱就不怕了。”
郑重摇头：
“你说这县，咋出了这么个潘金莲呢？”
王公道：
“偶然，纯属偶然。”
第二天上午，县长郑重去李雪莲的村子找李雪莲，由法院院长王公道一行人陪着。郑重去找李雪莲并不仅仅是昨天王公道讲了一通大道理，说服了郑重；而是在王公道走后，市长马文彬也给他打了电话，说十天之后，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要去北京参加人代会；你县有个妇女叫李雪莲，二十年前闹过大会堂，之后年年告状，提醒郑重注意。马文彬：
“我去北京参加人代会，李雪莲就不要去了。”
王公道一番高谈阔论，郑重可以在意，也可以不在意；马文彬这个电话，郑重却不能不在意，也不敢不在意。同时，他也想见一见李雪莲，看她是否长着三头六臂，从上到下，把大家折腾了二十年。待见到李雪莲，原来也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头发花白，腰口像水缸一样粗，说话瓮声瓮气。李雪莲见到王公道，还感到奇怪：
“你昨天不是来了，咋今天又来了？”
王公道：
“大表姐，昨天是昨天，今天跟昨天不一样。”
指着郑重：
“这是咱县的郑县长，我官小，昨天说不下你，今天把县长请来了。”
大家在院子枣树下坐定。郑重：
“大嫂，我喜欢开门见山，咱就长话短说吧。国家马上要开人代会了，你还去告状不去了？”
李雪莲指着王公道：
“昨天不跟他说了，今年不去了。”
郑重问得跟昨天王公道问的一样：
“为啥不去了？”
李雪莲回答得也跟昨天一样：
“过去我没想通，今年我想通了。”
王公道拍着巴掌：
“你越这么说，我心里越没底。”
又说：
“你要这么说，还是要告状。”
郑重用手止住王公道，对李雪莲说：
“王院长不相信你，我相信你。既然想通了，那就写个保证书吧。”
李雪莲吃了一惊：
“啥叫保证书？”
郑重：
“保证不再告状，签上你的名字。”
李雪莲：
“签上名，起个啥作用呢？”
郑重：
“如果再告状，就得承担法律责任。”
李雪莲：
“那我不写。”
郑重一愣：
“既然不告了，为啥不敢写保证书？”
李雪莲：
“不是不敢，事儿不是这么个事儿，理儿也不是这么个理儿；我有冤可以不申，但不能给你写保证书；一写保证书，好像是我错了；一时错还没啥，不是二十年全都错了？”
郑重又一愣，看出这农村妇女不一般；事中这层道理，郑重倒没想到。郑重忙说：
“大嫂，事情没那么严重，也就是个形式。”
李雪莲摇头：
“现在是个形式，将来一出事，你们拿这张纸，就能把我抓起来。”
郑重终于知道，这是个难缠的人；李雪莲，不愧是李雪莲；他给设下一套，全被她看出来了。郑重忙解释：
“不是这么个用意，是为了让大家放心；不然空口一句话，咱哪能达成协议呢？”
王公道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公文纸，纸上已打印好几行字。王公道：
“大表姐，协议都替你起草好了，今天郑县长也在，你就签了吧。”
又从上衣口袋拔出一杆钢笔：
“你签了，我今后再不来烦你。”
谁知李雪莲一把将王公道的钢笔打掉：
“本来我今年不想告状了，你们要这么逼我，那我告诉你们，我改主意了，今年我还得去告状。”
郑重愣在那里。王公道从地上捡起钢笔，拍着手中的保证书说：
“看看，终于说实话了吧。”
序言：二十年后（三）
县长郑重，受到市长马文彬的当面批评；批评他把政府和李雪莲的矛盾激化了。郑重在邻县当常务副县长时，处理过农民围攻县政府的事，那次就把矛盾激化了；但那次激化是对的，这次激化却是错的。一个农村妇女，告状告了二十年，今年突然说不告状了；不管这话的真假，能说出不告状的话，二十年来从未有过，就属于积极因素。就算是假话，假中，却有改正告状和偏激做法的愿望。人家有这样的愿望，我们就该往积极的方面引导；但从法院院长到县长，皆是兜头一瓢凉水，非说人家说的是假话。为了把假话变成真话，非让人家签保证书，非让人家承担法律责任。结果呢？把一件好事或好的愿望，逼到了死角。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不信任人家。你不信任人家，人家怎么会信任你呢？兔急了还会跳墙呢。结果是适得其反，事与愿违；这个妇女本来说今年不告状了，最后生生改了口，又说今年要告状。这下大家踏实了。但接着做工作，难度就更大了。当人家有好的愿望的时候，做工作是往相同的方向努力；等人家把相同改成了不同，做工作就得从不同开始；而从不同往相同的道路上掰，单是这个掰的本身，工作量就大了。
这个额外的工作量是谁附加的呢？不是这个农村妇女，而是我们去做工作的人。我们的工作方法，是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工作方法上，还只是问题的表面；而问题的实质，出在我们对人民的态度上。你不信任人民，人民怎么会信任你呢？这种做法的本身，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公仆，而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在当官做老爷。比这些错误更大的错误是，处理这件事时，缺乏大局观念。再过半个月，国家就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当一个农村妇女，和国家大事无形中联系起来后，她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了；而我们做工作的方式，还是像对待一个普通的农村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