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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凌风又问道：“那老爸觉得我这两年过的怎么样？”
曾垂普狠狠地剜了自己儿子一眼，这家伙，这两年优哉游哉的过着小日子，他还好意思在那里问自己过得怎么样。
“很悠闲吧？”曾凌风得意的道。
“其实，我说这些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告诉你，老爸，你也可以过像我这样的日子的，只是你自己将自己搞的那么累。到了如今你那样的位置，完全不必要做什么事情都事必躬亲了。你只需要掌管一个大方向，至于具体的事情，自然会有很多人去做的。”曾凌风继续说道。
曾垂普不是不知道这些，只是每个人的处事态度不同而已，他就是一个实干型的人。
“好了，别给我转移话题了，还是说说刚才的事情吧。”曾垂普对曾凌风说。
“呃……”曾凌风无语，自己还以为已经成功转移了老爹的注意力，谁知道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啊。
无奈之下，曾凌风只得应了。
“老爸，其实，这并不会起到什么大作用，甚至可以说，这个办法只能解决一时之痒。”曾凌风说道。
曾垂普点点头，认可了曾凌风的说法。
“我也知道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是现下火烧眉毛，这样的问题还是得先解决的。”曾垂普很清醒。
“老爸，其实，是有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的。”
曾垂普就盯着自己的儿子看。
“老爸，你不要这样看我，我会害羞的。”曾凌风开始胡扯。
“老老实实的跟老子交代，别打马虎眼。”曾垂普不为所动，他是知道，自己这个儿子是很有些料的。
曾凌风只得老实下来。
“老爸，这个事情，只要操作好了，可谓一举三得。”曾凌风肯定的说道。
“说”曾垂普的回答很干脆。
“这第一嘛，就是能够解决直辖市的发展问题，第二就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这第三嘛，就是能够出政绩，有助于你的升迁。”
“说具体的，少来这些没用的东西。”曾垂普继续指挥曾凌风。
曾凌风说道：“这得从GDP的来源说起。改革开放之后，统计工作重新逐步回到正轨，到了1985年，国务院才正式开始在中国探索实行SNA体系，GDP的概念从此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中出现，但当时主要的指标概念仍为MPS下的“国民收入”，GDP仅仅作为一个附属性指标存在，一直到1993年，国家统计局才取消了国民收入指标，GDP正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并迅速成为社会熟知的热词。
在1991年，中国的GDP刚刚突破两万亿元人民币，但是从1993年，即GDP正式成为核心指标的那一年开始，中国GDP持续五年每年都上一个万亿元的台阶，直到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997年，中国GDP达到了74462。6亿元。与GDP的光荣与梦想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大国崛起”从话语领域进入国际政治的现实层面，以及每个人都难以忽视的物质生活的极大变化。
但是中国的GDP高速列车在行进之中，始终没有摆脱轨道上那些恼人的障碍栏：人均GDP呢？社会公正程度呢？环境的牺牲呢？资源的过度开发呢？收入分配的方式呢？人民的幸福感呢？甚至，GDP数据本身的可信度呢？
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他引用了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激烈批判GDP的言论：（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正。
对GDP的追逐带给中国的贡献不可抹杀，当前所谓的GDP反思，所需的只把‘唯GDP’中的这个‘唯’字去掉而已，GDP是基础，没有它什么都谈不上，GDP也是一座桥，关键的是我们要知道桥那边通往哪里。
简单的说，就是走出增长主义陷阱，提升民众幸福感。如今的直辖市，虽然‘蛋糕’还没有足够做大，但要考虑怎样分这块蛋糕，也就是说要追求共同富裕这个理想。如今的直辖市是西部地区的增长极，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但是，现在的直辖市的形象并不符合这个地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城市化程度还很低，城乡差距很大。
城市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短时间内，至少是三五年之内很难有很大改观的。但是，减小城乡差距，却是在短时间内可期的。减少城乡差距是城乡统筹的主要任务，而最直接的‘抓手’就是加大民生投入，并且向弱势群体和弱势区域倾斜。
如今的直辖市，民生问题很多，如环境、塞车、群众上访、平安、就医等问题。让民众告诉政府自己需要什么，政府按照民众的意愿去做，由此形成的结果，必然可以增进民众的幸福感。也就是说，政府要开始把施政目标从经济的高速增长，转向民众的幸福。
诚然，对任何现代国家来说，一定的经济增长是必要而重要的，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因此，政府采取一定措施，创造条件，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也是完全可取的。
毫无疑问，从意识形态领先到注重经济发展，GDP概念引入中国，在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发展中居功至伟。不幸的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的主导意识过于倾向增长主义。各级官员似乎抱定这样一种信念：中国一切麻烦问题的根源就是生产力水平低下，那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积累足够财富。一旦生产力水平达到相应高度，比如说，人均GDP达到多少美元，全部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这种信念支配下，经济增长被当成最重要的政治目标，由此形成一整套增长主义导向的经济、政治的政策组合。民众也在这套制度诱导下，以追求金钱、财富为唯一人生价值，物质主义甚嚣尘上。
当然，增长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组合确实发挥了作用，它们在经济的自然增长之外，带来了超常规增长。但是，超常规经济增长模式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乃至社会精神问题。
过分地追求高速增长的目标，政府的结构必然发生扭曲，政府会偏离自己的正当本性，成为逐‘利’的公司。经济学界热衷议论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就是增长主义的产物，而这种竞争展开的前提就是官员商人化，政府公司化。其结果是可怕的，这种可怕后果，在拆迁、征地领域中表现得最为触目惊心。
这个时候，高速经济增长就变成了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游戏。不错，经济在快速增长，尤其是中国GDP总量逐个超越各个大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六。不过，这样的经济增长过程也在制造紧张、冲突，由此形成的增长结果，也引发人们的质疑、不满。
可以说，单纯追求增长的增长主义已经走到尽头了。我们要开始意识到增长主义的危害，而试图改弦更张，引导各级政府关注民生，关注民众的幸福。
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一种制度架构一旦形成，就会具有惯性。因为，这样的制度架构会创造出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从现有的制度中可以获取巨大利益，当然会拒绝改革。最为典型的就是拆迁、征地制度。
增长主义的要害在于，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了过分重要的角色，而且过分地追求增长速度。要减少、控制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损害，进而让经济增长真正有助于民众的幸福感的提高，就必须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
在现有体制下，调整官员考核指标体系，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中国的政府体系大体上是自上而下地任命，自下而上负责。在这样的体制中，上级用什么样的指标考核下级，下级就会在这方面努力。调整官员考核指标体系，比如，加大民生类型的考核指标，当会引导各级官员把精力更多地用于民生。
不过，光是调整这样的考核体系，还是不够的。事实上，从考核增长业绩转向考核民生业绩，考核民众的幸福感，面临着巨大的技术难题。增长业绩是可以量化考核的，GDP增长率、财政收入、或者吸引投资总额，乃至人均收入，都是可以量化统计的。但是，民生、民众的幸福感，却是相当模糊的概念，很难量化统计。而自上而下的考核，必须借助量化指标。这样，即便建立民生导向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也很可能出现民生投资的空心化，政府关注的依然是硬件建设，而不关心民众是否从中真正获得了好处。
当然，如果真要解决这个技术难题，也并不困难。民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让民众告诉政府自己需要什么，政府按照民众的意愿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