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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乔大羽的头倏地缩了回去。
过了一盏茶工夫，乔大羽西装革履从卧室里冒了出来。他一溜小跑，腰弓得如同南澳的龙虾仔。
“哎哟！这是哪阵风，惊了您老人家的驾。”他说。
小老头不说话，只顾眯着眼睛吸烟。仿佛他到这儿，就是为了抽他的旱烟。
乔大羽轻咳一声，从卧室里走出一位穿长裙的女孩，白嫩的手托着带盘的紫砂小壶。
她半跪在玻璃茶几旁边，端起壶冲了盏茶，递到乔大羽手里。
乔大羽摆摆手，那女孩退了回去。乔大羽见没了旁人，双手捧杯盏，躬身相敬。
“七爷爷。”他叫道。老头斜睨了一眼，不说话。
“七爷爷。”乔大羽嬉皮笑脸地说：“弄这事还不是卖的糊弄买的，做广告当不得真！”老头依然不说话。
乔大羽沉不住气了，双膝跪倒道：“七爷爷，都怨小的贪了几盅酒，口没遮拦，犯了您老的忌讳。”
“都是为了吃饭嘛！”他抬高声音，又为自己辩护。
小老头轻声一笑，说：“大羽，我知道这是市场经济，讲竞争，我也是为了吃口饭，来领赏的。”
乔大羽的脸涨得通红道：“瞧您老说的，我这点道行，在您眼里屁钱不值。”
老头道：“不说谎，都是手艺人，靠本事吃饭哩。”
乔大羽沉默了一会儿，咬咬牙，起身快步走进卧室，眨眼间从里面拎出个枕头大小的包袱。
“就这么点现金，要不您老交代个数儿，改日小的登门拜访。”
小老头在鞋跟儿上磕磕烟锅，搭在肩上，将惟一的手探进包袱，抽出一张百元大钞，道：“不值这么多，没走空就好。”说着，一闪身没了踪影。
“记住，路别总往绝处走。”人没影儿了，话兀自在客厅盘旋。
乔大羽站在厅中间，愣了半晌儿，丢下手中的包袱，一屁股蹲在上面。
那小秘书手扶门框，探出头，问道：“这小老头是谁？”
乔大羽仰面躺在地板上，扑哧一笑，自语道：“小老头？在深圳敢叫七爷小老头？”
突然，他一骨碌爬起来，指着小秘书的鼻子：“马上停了报纸广告，撤掉华强北的场子！”
是的。在深圳，没人敢把神偷小七叫做“老头”。
七爷买去了我的双手
“神偷小七”是我师父，他的名字早就没人记得，尊敬他的人都叫他“七爷”。“七爷”是我两只手的主人——早在几年前，我的双手就已经不属于自己，它们被“七爷”买走了。
几年前，我是一个诗人；在京城漂泊，趴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写一些谁也看不懂的句子。像什么“红红的太阳白晃晃/妹妹的腰肢压太阳”等诸如此类的玩意儿。
想当年，京城里有一大群像我这样自命不凡的人。
那时候，诗人都很穷。用一句欠文雅的话形容，那时候我们穷得卵蛋叮当响。
尽管这样，我们毫不在乎，常常邀三五知己，钻到胡同里的小酒馆乐呵。“一盘凉拌海带丝，一盘炒饼，二锅头随喝随上。”我们冲老板娘吆喝。因为经常来，老板娘也不见怪，诗人诗人地叫，透着亲热。
几杯酒下肚之后，哥们儿一个个活泛起来，筷子往桌上“啪”一搁，道：“今儿高兴，谁得了好句子，咱们切磋切磋。”
另一位就站起身，一脸的严肃，说：“今儿早晨我拉肚子，跑厕所的工夫来灵感啦，各位老师给批评批评。”
他是个少白头，不到30岁就成了“白毛男”，给人一种沧桑感，再加上长发齐肩，简直酷毙了。
“疯狂的鸡冠花。”那哥们儿干咳一声，喝口茶水，润润嗓子：“疯狂的鸡冠花。”
“是什么带着神秘的暗示
在战栗的高空盘旋尖叫？
是什么狂舞着如蝠的翅膀
在烈风中燃烧？
啊，鸡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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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来自地狱的小火焰
就像一百个初夜中的少女
分张着饥渴的大腿
在痛苦中快乐地奔跑“
……
那哥们儿是标准的男高音，比帕瓦罗蒂差不多少。激昂处，泛白的长发舞动，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声波震得斑驳的墙皮簌簌直响，往往吓人一跳。
每到这个时候，喧闹的酒馆一片寂静。北京人毕竟是大都之民，处变不惊。等我们折腾完，他们附和地鼓鼓掌，继续聊他们的。
现在想起来，那会儿真是我生命中最闪亮的日子。
在北京当诗人的时候，我曾疯狂地爱上一位摇滚女歌手。她叫毛葳，是金太阳乐队的女主唱。
毛葳以前是一个书商家的小保姆，那书商曾在湖南电视台工作过，主持策划了中国第一套限量版金字《二十四史》，后来他把这套书折腾上市，坐庄家，玩股票，变成“亿万富豪”。据说因为这个，省里还给他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现在则一落千丈，还是因为这个，成了“诈骗在逃犯”，据说躲在北美洲一个印第安人的部落里。
书商和我一位姓张的朋友是亲戚。老张是我们当时的穷哥们之一，写诗，写歌词，当时还没成为“药业大亨”、“歌坛大鳄”。
那时候，我们都渴望出名，渴望缪斯女神抛来媚眼，引灵感之水，浇灌我们饥渴的心田。直截了当地说吧，就是一夜之间名扬天下，走到哪儿都有美女和饭局。
毛葳和我们一样，也想在北京混出个人模狗样儿，从湖南师院毕业之后，只身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
她是个彻底的女人，为了理想什么都肯干，包括当保姆。
跟老张去书商家的时候，我从没注意过这个单眼皮的小女孩。诗人的理想都是双眼皮的，比如晓庆姐那种类型。
书商是湖南人，却不喜欢吃辣椒，特爱喝56度的红星牌二锅头。这一点对脾气。本来他又有钱又有名，诗人们都有些歧视他，三杯酒一落肚，我们就成为亲朋好友。
“兄弟，以后你就是我哥们儿！”三杯酒一落肚，他拍拍我的肩膀，叫得黏乎乎的。
那时候，北京刚流行卡拉OK，在酒店包房里面唱，要120块钱一小时。书商家的客厅里，一色原装日本进口的“健伍”牌音响，比星级酒店里的都高级。
于是，老张就说：“哥，您这音响，哎呀！”他竖起拇指。
为了充分满足书商的虚荣心，我也在一边夸：“大哥，您的音响是一流的，您也是。”
夸着夸着，书商就迷糊了，道：“来，唱两首，助助兴！”
“不啦不啦，还有事。”这时，大家就推辞。
书商的脸一板，道：“不把我当朋友了是不！”
“既然都是朋友了，就满足他一回吧。”我说。
书商一高兴，赶紧找话筒，将音乐弄到最大音量，我们一首接一首地唱，唱得不着调。《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朋友》、《冬天里的一把火》……把费翔、崔健、朱明瑛、彭丽媛、毛阿敏演绎得支离破碎。
在书商家喝酒，我们不必为安全担忧。这是私人领地，再说他家还养着大狼狗呢。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夫妻双双把家还》是什么时候唱的，那天费翔在工人体育馆开演唱会，把全北京的女孩子都迷跑了，就连书商的老婆也不例外。书商总爱骂费翔杂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夫妻双双把家还》是男女声二重唱，没有女孩子配合，男人又怕捏起嗓子被人骂“二尾子”（也就是“同性恋”的意思），就想把那首歌删除。
书商睡着了，我们又不懂，就叫小保姆摆弄。
毛葳挺大方，说：“别删，我来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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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踢了我一脚：“你上吧。”
“上”这个词是男人的黑话，内容暧昧，和深圳的“搞”是同义词。
“上就上，谁怕谁。”
“关原唱关原唱。”
“已经关了？”
毛葳一开唱，把我们都震住了。她的嗓音又脆又甜，如果不是现场直播，还以为“七仙女”严凤英下到了凡间。
望着这个单眼皮的湖南妹子，我这个写诗的董永眼里泛起万般柔情。不知不觉，俩人的肩膀凑到一块儿。
那会儿，那位姓张的朋友后悔得牙痛，是他一脚把我踢到葳葳身边的。
不久，韩野组织地下摇滚乐队，正缺一位女主唱，我就拍着胸脯，力荐葳葳入伙。
毛葳也不简单，在花芗公寓的“摇滚之夜”音乐会上，一曲《爱我你就干我吧》，震得北京唱摇滚的眼珠子发绿。
当时，著名乐评人黄了源也在场，当即一拍桌子，盛赞她为“用身体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