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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换在满清，内阁、东西两院以及地方可不必背这么大的压力，免掉本就收不上来的税，让灾民自己流离去异地讨生活，有条件的地方供点粥食，注意着不让他们聚众闹事，这样已是仁政，反正黑锅都有老天爷背着，这是天灾嘛。
可现在英华一国，官府掌控地方很深，自然也要背责到底。而且灾民还有乡院、县院乃至省院和东西两国院的院事代言，都眼巴巴地看着官府、朝堂，乃至皇帝，各家报纸也将灾情细细道来，就觉惨不忍睹，各级官员都觉民情如山倾，根本不敢懈怠，李朱绶和刘兴纯两眼发红，他们已是几宿没合眼了。
这种情况下，李肆再不来政事堂，那就真的是怠政了，很多事情还需要他来拍板。
李肆也没废话，深吸一口气道：“有什么预案！？”
国事已不必他来出主意，内阁该已拟好了各类方案，就等他定夺。
李朱绶身为首辅，心中估计已揣下了数十份预案，他擅调和，自然也擅归纳。
三个预案，第一是老办法，以工代赈，地方修小水利，乡县道路，中央修大工程，将百万灾民纳入临时的基建体系。但这一案的花费太大，需要地方、中央以及工程受益者诸方协商，而且中央肯定要出大头。今年预算的摊子铺得很大，还受南北局势，以及缅甸战事的影响，预算也很紧。
第二是新办法，移民！说起这一案，政事堂都在感叹，皇帝见机在先，先南后北，现在有南洋这么大一块地盘，甚至还有南洲那样浩瀚无垠的大地，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人，简直是再理想不过的泄洪之地。将失了生计的灾民转给殖民公司，由朝廷补贴，殖民公司安排灾民在南洋各地定居，既是救灾，也是开发。
殖民公司也正需要移民，朝廷花费会少很多，但问题也是有的，大多数灾民都不愿移民，毕竟故土只是遭了短时间的天灾，为此背井离乡，实在划不来。
第三案其实是第一案的变种，朝廷在遭灾之地扶持新业，将灾民转化为工人，让灾民可以不依赖田地吃饭。这办法需要结合实地情况，要费很大精神，同时花费也很多。新立之业能不能稳住也是个问题，风险难测。
最后一案，就是汇聚上述三策，因地制宜，办工程，兴新业，加上移民。但这需要地方和朝堂投入海量人力去规划、管理和监督，同时是一项长期工程。三案齐上，就意味着将主旨为“安内”的国策继续推行下去，而且更加深入。
《浒墅和约》已进入第四个年头，同时在南洋，英华跟荷兰、不列颠两国的关系越来越恶劣，这时转头安内，变数太大。
李朱绶总结道：“内阁认为，单行一策，都只是治标而已，仅仅分流灾民，而并行各策，成效最大，花费也少，未来还能见得绝大好处，唯一顾虑的，就是两三年内，不宜大举动兵。”
内阁肯定已充分讨论过了各项方案，甚至都跟东西两院密切沟通过，李朱绶才能这般笃定，断言会有绝大好处。因为这事涉及军事和外务，李肆不拍板，内阁可无法按策实施。
李肆沉吟片刻，缓缓道：“多难兴邦，说的不是一桩必然的道理，而是我们应该化天灾之害，为国民之利。内阁这几桩建策，只有最后一策符合这个道理，其他各策，仅仅只是应付天灾本身而已。”
春旱不是一桩单纯的天灾，随后往往又伴随着夏涝，被动地应付这些天灾，国中人心也会不断动摇，这个过程，前世见惯了天灾场景和社会反映的李肆，已有很深的认识。
抛开道德不谈，就现实层面来看，这场春旱，以及后续多半会有的夏涝，带来了一桩绝大的财富，那就是几百万“活动人口”。
地方和中央的工程，需要海量人口，平日风调雨顺，不仅找不足这么多人力来办，工价也很高。
南洋殖民地的移民潮最近越来越疲软，不少新发现的熟地都无人去垦殖。扶南人口到了二十万就再没大的增长，勃泥辛苦开发多年，现在还不足十万人口，吕宋那边甚至还有不少民人回福建讨生活，因为国中百业兴旺，机会很多。而在殖民地，几乎只有种田挖矿一条活路。现在有了几百万活动人口，推出去十分之一就是大成功。
另一方面，因为田物税很低，种田虽难得富贵，过日子却不成问题，这也使得国中新业渐渐缺乏人力。比如广州县西关的织造坊，即便有了蒸汽机，还需要大量飞线挑梭的织工。但男织工的工价越来越高，不得不开始广召女织工，由此引得国中争论不休。另一方面，不少织坊干脆搬到江南龙门，召廉价的江南织工。
现在将这些活动人口推入城市，或者是推入新业，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正蓬勃兴起的工业对海量劳力的需求。要知道奴隶制已在吕宋和交趾渐渐兴起，华夏人诱骗甚至捕虏土人为劳力，去干挖矿背砂一类的低技术劳力活，已成为工业资本家们最青睐的选择。
李肆没马上作决断，再问了一句：“如果选择诸策并举，除了影响国策之外，还有什么坏处？”
彭先仲说话了，显然他提过反对意见：“大兴工程以及殖民等策倒是没太大坏处，就是花费太大，执行困难。而推农人入新业，就需要市场，足够大的市场，容纳百业勃发而产出的海量商货。”
既是要推新业，肯定要并行各项政策，比如对织造、钢铁、机械等业降税，对收纳这些灾民为工人的工坊进行补贴。各业就此放大产能，出产商货肯定会激增，国家就必须为这些商货寻找销路。
李肆叹气：“这跟安内的国策可是冲突的……”
激增的商货，自不可能由国内马上消化，肯定要放眼于外。南洋、欧罗巴都是出路，当然，更现实的则是江南乃至江北，这又会影响英华周边的形势，国政还真是要走钢丝，不可能舒舒服服地就靠着一边。
萧胜也在政事堂蹲着，他豪迈地道：“有什么好怕的，只要不是倾国之战，就靠眼下常备的陆海军，也足以应付南北东西四面的麻烦！就像在缅甸和琉球，我们都只是在用一根小指头跟对方顶着。”
这倒也是，只要不是决战，眼下的英华，靠陆海常备军，就足以解决绝大部分威胁。而此时在英华四周，有胆子跟英华作生死斗的还有谁？雍正吗？
李肆暗自嗤笑，雍正……他有这胆子？
英华如今的国力，已完全超出了寻常读书人的想象，北面的雍正自然也难以明白。
以圣道八年为例，在这一年，英华拥有航海许可证的海船已有五千四百艘，总规模为三百万料，海员数量高达二十万人。
圣道八年，英华人口总数为三千五百万，其中一千六百万人在城市里。长沙、潮洲、肇庆、泉州、福州等几个城市都是五十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应天府所营造的“大广州”，更容纳了两百万人口。
而最能体现英华已一只脚步入近代工业社会的数字，就是钢铁产量。仅仅只是佛山冶铁公司一家公司，圣道八年产生铁是四千万斤，这已是明永乐年间全国铁产量的两倍。算上其他冶铁企业，圣道八年，英华一国生铁产量为一亿斤左右，折合为六万吨。而不列颠在1720年，铁产量也不过两万吨。
这个数字可非简单的数字，马车的底盘，龙门吊的铁架，水网的管道，以及蒸汽机等机械，甚至织造机乃至正在船厂兴起的铁肋，英华一国对钢铁的需求无处不在，就这一条，就能显现英华和满清的国力差距。枪炮，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极小一角。
而制成英华这个“半近代工业社会”国家的金融体系，还走在社会发展的前面。到圣道八年，英华已拥有一家中央银行，三十多家上市的商业银行，以及两百多家无银行券发行权的票行。英华的工商资本和大宗货物流动，基本都以银行券和行间汇票来往，加上债券和股票，社会最上层的资本流动，已经初步具备了建立信用货币的基础。数亿乃至十两白银的银钱，都在以票据的方式来往，流转于民间的实银和铜钱非常充裕，同时还通过外贸在源源不断地从美洲和欧洲吸金。
圣道八年，英华国入六千万两，其中用作军费开支的只占不到四分之一。李肆自己都已不太确定，英华一国，如果全部动员起来，只为打仗，到底会爆发出怎样的力量。
数字也好，景象也好，通过各类报纸，以及英华在江南与满清的经济往来，已经表露得再清晰不过。李肆觉得，如果雍正脑子清醒，怕是该在紫禁城成天借酒浇愁才对。
拉回发散的思绪，李肆点头道：“那么就此施行吧，危机危机，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