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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危险水平。佛罗里达州埃弗格莱兹国家公园和加利福尼亚州塞库亚国家公园分别由于有计划要在那边兴建巨型飞机场和修筑通往滑雪胜地去的通道而受到了威胁。
飞机场的建筑工程由于十九个被激怒的资源保护团体的起诉而暂时停止下来。塞拉俱乐部也从法院弄到一个制止由沃尔待·狄斯奈公司筑路的命令，但这命令只是临时性的，而在其他方面，对这个黄金州来说，1969年是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的一年。一部分也应该责怪天气，三次暴风雨倾下五十二英寸雨量，接二连三地冲洗了圣加布列尔山的山坡。桥梁都被水冲毁了，数以百计的家宅整个儿滑到山脚下去——光是在卡彭特里亚就有二百九十一家，七千二百人口。圣安德烈斯断层一带，人的生命也是经常处于紧张不安之中，这个断层横贯旧金山市的一角一直到洛杉矶之东二十英里处。自从1906年的大灾难以来，断层一带就一直很紧张；另一次地震已过了预报日期而尚末爆发。加利福尼亚人都不在乎地等者这一可能发生的事。汽车上出现标语说，“加利福尼亚该好好地跳一下，”而1969年当地的一本畅销书名叫《伟大的加州的末日》，这是一本描写地震情况的小说。实际上，现在记录到的较大的震动只有4月28日的一次，而其中心则在无人居住的荒野里。
然而，那一年加利福尼亚人在地质断层方面的经历还不仅止于此。另一条断层带的紧张情况，加上人的愚蠢，造成了1969年国内生态学方面的恐怖。1月下旬，一个已经钻进了太平洋底以下三千四百八十六英尺的高压油气层的油钻，为了要调换磨损的钻头撤了下来。突然间发生了井喷，在钻台附近升起了直径二百英尺的油泡。这时，失去控制的油井所制造出来的压力沿着海底砂石和页岩未经勘侧的裂缝放出去，后果不堪设想，钻井工人花了十一天时间终于把原来的钻孔覆盖住，但油仍继续在一片广大的地区里象沸水一样喷出来。
井台以东六英里处就是圣巴巴拉洁白的海滨，那边的地产售价不下于二千元一平方英尺。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圣巴巴拉人所珍爱的白色的沙滩——四十英里长最高级的海滨——开始变黑。几十万加仑粘性的原油使游艇和渔船都蒙上了厚厚的一层浮垢，只有滚烫的蒸气才能把它们擦掉。《体育画报》的一个作者报道说，水面上浮油的“厚度使得波浪都失去了原来的形态；它们不断发出咕嘟声……石油的气味跟着我穿过峡谷一直到离海一英里的家中都不消散……海潮线从空中看起来好象是用黑铅笔在地图上画出的一条宽宽的黑线”。
这个灾祸的最惊人的一个方面是海洋生物的毁灭。淡菜和龙虾立即就死亡了。海豚和海狮也不见了。鹈鹕俯冲到油里去，接着就由于不能展开缠结的翅膀而沉没下去。海滩上密布着死的矶鹞、鸬鹚、海鸥、和潜鸟，它们的眼珠可怕地鼓着，它们的内脏都被石油烧毁了。奥杜邦学会说，“令人看了非常悲痛”；另一个旁观者说“这景象令人作呕。”居民们举行了群众抗议大会，在政府机关的四周插满了要求“取缔污染”的标语牌，并组织了一个叫做“清除石油”的生态学团体。要求赔偿的诉讼案总计达十亿美元。清理费用估计为三百万美元。
发给华盛顿的电报和信件超过一万二千件。起初政府似乎还很在意。内政部宣布，今后在打到二百三十九英尺以下时，钻头外面一定附上管道，这是以前规定的必要条件。最重要的是圣巴巴拉海峡的钻探租约被暂时吊销了。于是，石油工业开始施加压力。因为巨大投资要受到威胁。把太平洋上将近一千平方英里水域的钻探权让出去的租约，是在一年前和十二家公司签订的，它们为取得此项权利己付出六亿零三百万美元。他们要求发回此项权利，9月间，尼克松政府就把它给了他们——尽管地质学家发出了严重警告，还有另一些裂缝存在，同时原来失去控制的钻井仍继续在漏油。
在一切反对环境污染运动中，年轻的参加者十分受人注目，他们在佛罗里达州递送请愿书，大批大批地游行到路易斯维尔市政厅去，并设立“洗刷间”来洗刷和拯教加利福尼亚的鸟类。可是他们的信念到底有多么坚定——还是只不过一时兴起提出抗议——那却是另一个问题。在某些方面，他们似乎是极其自相矛盾的。例如，他们虽然激烈反对环境污染，但由于他们的光顾却热烈地支持另一种形式的污染：廉价饮食业。
售卖空有热量没有营养的食物的快餐摊自二十年代以来一直是美国路旁的一项特色，到了六十年代，它们才成为获得特许经营权的联号营业活动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因而几乎使所有美国城市的郊外景色变得千篇一律了。获得特许经营权的联号营业——用一同名商号营业——已成为当时的一个特殊标记。由此而产生的有假日旅馆、米达斯消音器商店、西特哥站和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店。可是，如果同烤肉快餐馆和冰淇淋店比较起来，这些还算是合于传统和比较固定的。1969年转让联营权的最高价格是：一个卖麦克唐纳汉堡包的铺子（“供应已超过五十亿份”）九万六千美元，一个A&W摊三万七千美元，一个桑德斯上校的肯塔基炸子鸡摊二万四千五百美元，一个奶房皇后冰淇淋摊七千五百美元到三万美元（视所在地段而定）。另一些吸引着成百万青少年的快餐店都挂着这样一些招牌：邓金炸油饼，博南扎、哈迪、牛排王、明尼·珀尔子鸡、巴斯金一罗宾斯冰淇淋、罗伊·罗杰斯烤牛肉、国际煎饼店。
如果青年人赞成这些，那他们也可能会赞成当时金融界另一种重大现象，即大联合企业，其中最著名的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它的旗号下，经营着许多旅馆、汽车出租行、人寿保险公司、面包房、通信设备制造厂。但对一些热心政治的青年来说，大联合企业是一个肮脏的字眼，它是和政府合同，从而也和越南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而越南战争是甚至比污染更大的敌人。在这里，反战示威者和批评他们的人双方的情绪都极为高涨，而在这里，新生的一代采取了后来以此著名的立场。
那一年抗议的中心是停战。第一个动员日定于5月15日。理查德·尼克松事先就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受它丝毫影响。”从而引起了大批的人去敲打教堂里的钟、佩戴黑臂章、举着标语牌和蜡烛，尤其是，在成千的美国市镇举行游行，表示一致反对卷入印度支那战争。那个星期三，在波士顿广场集中了九万名抗议者，在纽约有两万，在华盛顿有二万二千。据报道，有些大学有半数学生都参加了游行。代理校长的夫人在惠蒂尔大学点燃的火炬，要到这场战争结束以后才熄灭，该大学的最著名的男校友就是白宫的主人。
11月15日恰逢周末，称为新动员的活动已持续了三天了。这次，焦点是华盛顿。警察局估计群众有二十五万人，新动员委员会则说参加的人有八十万，确实没有办法作出精确的估计，但在美国历史上肯定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活动。由于白宫宣布尼克松总统将留在白宫通过电视看足球赛，于是头一批四万个游行者，每人身上都背着一张写有一个越南阵亡的美国人的名字的字牌或被毁于战火的越南城镇的名单，在白宫外面走过。游行的人从阿灵顿走了四英里路到国会山来把这些名单放在几只巨大的覆盖着国旗的棺材里。
一切进行得秩序井然。陆军原来准备了九千人来控制难以驾驭的示威者，但并没有用到他们。总统助手赫伯特·克莱因和共和党参议员休·斯科特、约翰·谢尔曼·库拍等人都表杨了群众的克制精神。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则表达了少数人的意见。使这个周末美中不足的有两件很小的暴力行动：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一群人袭击了南越大使馆；一群易皮士试图冲进司法部去。两起人都被催泪瓦斯击退了。看到这种情况，米切尔说，虽然新动员中大多数参加者都是“守法的”，但游行带来了“如此广泛的人体损伤、财产损害和街头对抗，以致我不能认为——总的说来——这些集会可以说成是和平的集会。”
斯皮罗·阿格纽同意这个说法。华盛顿并不感到意外。但现在已经十分明白，不管政府的其他人员怎么说，司法部长和副总统对破坏法律的美国人是不会客气的。
后来将成为美国的利迪策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村庄，1942年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