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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和他在国会里的对手们之间的裂痕，在环绕着最高法院提名问题进行的两次残酷斗争中更加深了。尼克松选沃伦·伯格继厄尔·沃伦为首席法官，在参议院顺利地通过了，但当他提名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法官小克莱门持·海恩斯沃思接替阿贝·福塔斯时却激起了参议院的强烈反对。美国劳联－产联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把海恩斯沃思斥为反劳工分子和种族主义者。这攻击，他也许还能顶过去的，但不料印第安纳州的伯奇·贝赫却提出证据，证明这位法官曾作出过有利于他持有股票的一些公司的裁决。这次提名以五十五票对四十五票被否决了，有十七个共和党人，包括少数党领袖休·斯科特，也投了反对票。尼克松把对海恩斯沃思的攻击称为“残酷，恶毒而……不公正的”。两个月之后，他宣布了他的第二次选择：佛罗里达州的联邦法官哈罗德·卡斯韦尔。
卡斯韦尔的主要条件似乎是他并不富裕，因此他不会象海恩斯沃思一样，被指责在公司案件的裁决中，牵涉到个人利害冲突。不幸他有其他一些不利条件。一个记者在卡斯韦尔1948年的一篇演说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种族隔离是正当的，而且是我国唯一切实可行而正确的生活方式。”一听到这句引言，被提名者就说这话是“可恶而应受谴责的”。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不管怎样仍然反对他。接着，查明卡斯韦尔曾积极参与不让黑人参加塔拉哈西高尔夫俱乐部的运动，曾在自己的法庭上侮辱过维护民权运动的律师，而且他的判决在上诉时常被推翻。这最后一件事激发了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员罗曼·鲁斯卡的善意的批评。他对电视记者说，“即使他是一个中庸之才，但中庸的法官、中庸的人和中庸的律师实在到处都有。难道他们就无权有一个小小的代表，小小的机会吗？我们不能要求永远请到布兰代斯、卡多萨、弗兰克福特那样的人布兰代斯（1856－1941年）、卡多萨（1870－1938年）和弗兰克福特（1882－1965年）都是美国最高法院著名的法官。——译者】，我不相信我们能那样要求，我也不相信我们需要那样做。”
后来有人问鲁斯卡，他说这句话是否感到抱歉。他说，“我的确感到抱歉，我的确感到抱歉。”一个共和党议会领袖后来说，“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总听到中庸这个词儿，不管什么，总是那么说。你可以看到选票大批大批地跑掉了。”在鲁斯卡说这句话之前，参议员肯尼迪预测反对卡斯韦尔的最多有二十五票，斯科特则预言反对派所能纠集的最多可能有“三十多”票。结果，赞成票是四十五张，反对票是五十一张；主持会议的副总统阿格纽说，“这次提名没有通过。”两天之后，生气的尼克松总统告诉记者说，只要民主党人控制着参议院，“我就不能成功地提名任何一个南部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充任最高法院法官，即使他象我一样严格信奉完法的条文。”
这话离他在就职演说中所说，让我们团结起来的主题是很远的，但他是有意这么说的。尼克松已放弃了超党派态度，开始进行反击了。这种战略上的特变己在他对全国人民的一次电视演说中开始，这次演说是他为了回答一系列突出要求停止越战的新的反战示威而作的。总统说，这些示威是不必要的，因为他有“一个完全撤出美国地面战斗部队并代以南越部队的……计划”。他称这个为“越南化计划”。他说他相信这个计划会成功，并要求“我的同胞中沉默的大多数人的支持”。他在对他的批评者的一次攻击中说：“让我们为和平而团结起来吧。还让我们为防止失败而团结起来吧，因为我们必须知道：北越是不能打败或羞辱美国的。只有美国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说，他的听众中百分之七十七赞成他的演说——不赞成的只有百分之六。尼克松受到鼓舞，立即派他的副总统甚至以更生动的辞令去打头阵。这就是后来阿格纽自己所说的“两极化政治”，蓄意要使总统的批评者陷于孤立。他把一些持不同意见者攻击为“一批自称为知识分子的虚弱而无耻的势利小人”，把他们的政治上的支持者称为“情欲的寄生虫”和“思想上的阉人”，因而赢得了尼克松热烈的祝贺。因为七千万美国人收看了电视广播的新闻节目，因为白宫正为关于总统的电视报道愁眉苦睑，阿格纽就以电视作为他的首要目标。
11月13日在得梅因演说时，他大肆攻击“为数不多的一小撮人，不超过一打的新闻广播员、评论员和影片摄制人”，他们“独断地决定影片或新闻评论只有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同公众见＿面。”这些“未经人民选举的特权人物”是“一个严密的小帮会……享受着经政府认可并发给执照的垄断权。”他谴责他们曲解了“我们国家寻求国内和平和稳定的努力”。一星期后，他把抨击的火力对准新闻界，点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名，悲叹“传达公众消息的伟大工具被人垄断，控制舆论的力量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广播网和报纸都连续报道了大量支持阿格纽和谴责“东部自由主义权势集团”的来信。华盛顿怀疑，阿格纽究竟是在为自己说话，还是在为尼克松说话。休伯特·汉弗莱说，“任何人如果认为副总统能够采取不同干总统或其政府的立场，那他是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或政府。你既然被选中和他在政治上结合起来，那他就希望你对他绝对忠诚。”
斯皮罗·阿格纽的夸夸其谈使他成为一个合乎潮流的人物，因为那时正是一个言过共实、虚张声势、装腔作势、夸夸其谈成风的时代，任何事物，从吃葡萄、吃莴苣到戴（或不戴）乳罩，都带有政治色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解雇了斯莫泽斯弟兄组成的一个喜剧班子，就因为他们鼓励特约演员们讲了些关于爱国主义和越南战争的轻率的话。
许多法院都全被用来进行政治审讯。正在对刺杀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凶手詹姆斯·厄尔·雷和锡尔汗·锡尔汗定罪，而美国司法史上最希奇古怪的一个行动要算是新奥尔良的地方检察官吉姆·加里森力图使一个陪审团确信，路易斯安那州一个歇业的商人克莱·肖策划了谋杀约翰·肯尼迪的活动。主要证人，一个是以前做过出租汽车司机的人，他在催眠状态下含糊地控告了肖，一个是吸毒上了瘾的人，一个是患妄想狂的会计，另外一个是伪证人，他最后供认他的证词是他杜撰出来的。审讯经历了三十四天。陪审团不到一小时就投票决定宣判肖无界。
诺曼·梅勒竞选纽约市长，蒂莫西·利里博士竞选加里福尼亚州长。尼克松总统任命现已四十一岁的雪莉·邓波儿·布莱克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员（有人说“因为他要世人得到一个幸福的结局”）。伯纳代特·德夫林从爱尔兰来到这里向纽约人要钱用来屠杀英国兵。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十九岁的黑人蒂莫西·皮布尔斯在安放一颗自制的定时炸弹时炸瞎了自己的眼睛。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内公开宣誓要“要把战争移到国内来打”的“气象员派”在芝加哥举行暴动；结果被逮捕了六十人，击毙了三人。1969年，在五个月里，曼哈顿的恐怖分子向马林·米德兰·格雷斯信托公司，武装部队入伍中心、联邦政府办公大楼，梅西百货公司、联合果品公司码头、美国广播公司、大通曼哈顿银行和通用汽车公司大楼投掷了炸弹。11月13日晚上，警察逮捕了三个年轻人和一个二十二岁出身于中上层家庭的斯沃斯莫尔大学漂亮的女生简·劳伦·阿尔珀特，指控他们密谋向联邦产业投掷炸弹。阿尔珀特的父母为她缴纳了二万美元的保证金，当她突然不见时，这笔钱就作为罚款被没收了。
保护环境派对巨型喷气式新客机表示愤慨，纳税人对教师罢工很生气，卷烟制造商也有反感，因为1970年底以后禁止他们在电视上作广告。蜜月旅行者也在生气，因为尼加拉瀑布的水流暂时改道了。相信有飞碟的人对空军反感也很大，因为后者对一万一千个据说看到过飞碟的处所，调查了两年之后，作出结论说根本不存在什么飞碟。戏迷生了气，因为1969年的纽约剧本奖授予了反战剧本《和平》。这个剧本中战争之神把许多国家冲下了一个大马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