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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新，因为这种局面使“我的战士们从内心中感到厌恶。”有时他会用那条跌断过的腿跛着走路。有时又没有留意，用那条好腿跛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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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士顿，一位曾任海军中尉的瘦削的二十八岁青年回了家。他曾以国际新闻社记者身份，在旧金山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在伦敦采访英国大选情况。可是，当记者前途渺茫，到大学教书又缺少一个学位，做生意又不感兴趣，于是约翰·肯尼迪决心在马萨诸塞州第十一选区竞选众议员。他的主要条件，就是他父亲有钱，在他童年时外祖父就当过波士顿市长。这时，他在金顶的州议会大厦拐弯处的鲍登路一百二十二号租了第三十六号公寓，作为他的正式住址。名门闺秀在这里进进出出，为数惊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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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州第十二众议员选区的议员杰里·沃勒斯任期届满，他原是受到厄普顿·辛克莱提携的自由派。共和党人急需一个象样的候选人和他竞选。该党“公民事实调查”委员会在1945年暮春在报上刊登广告征求一位合格的竞选人，但没有人应征。这时，惠蒂尔学院院长提到他们的校友理查德·尼克松。共和党就派出两个调查人员去访向他的父母。他们回来报告，说这位青年还在部队，在巴尔的魔市为海军谈判合同，等候退伍。调查委员会的另一位委员，一个名叫赫尔曼·佩里的银行家，就向马里兰州挂了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长途电话。原来佩里放不下心，因为进一步调查结果发现尼克松虽然是个律师，但在廿五岁前，还没有投过票。甚至他属于哪个党还是个谜。但是尼克松在电话里说，当然他愿意竞选，佩里问道：“那你是共和党么？”尼克松停了一会才回答：“我想是罢！上次大选我投杜威的票。”佩里说那就行了，叫尼克松尽快飞向西部。共和党调查委员会总算找到一个候选人，虽然他的竞选方法还有待于提高。他当时想到的竞选的方式，就是穿上藏青军服，跑到工厂大门，等那些当过兵的人下班出来，然后就眼瞪瞪地望着他们，伸出手来，严肃地说：“我是海军少校理查德·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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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另一个前海军少校林登·约翰逊这次又代表得克萨斯州第十众议员选区。他对和平后马上就搞复员感到遗撼。他在众议院讲坛中大声疾呼：“我们必须保持强大！必须有足够军事实力来履行我们对全世界的道义责任。我们现在最崇高的职责，就是要保证未来。我们必须有一支强大的警察力量，保护我们对付罪犯，有一支强大的陆，海军，足以履行我们帮助联合国为全世界担任警察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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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海军军官，本杰明·斯波克少校原是康奈尔医学院儿科讲师，现在是海军军医，正在把他写的第一本书《婴孩与儿童护理常识》进行最后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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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河内，日军刚撤出，法国殖民军就接踵而来。当地一个政界人物胡志明，背景复杂，但最近据说受到蒋介石的支持。他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要求法国正式承认他受到人民拥护的越盟（即越南独立联盟），但是戴高乐将军的代表蒂埃里·达尔让利厄海军上将不肯接见他。当时胡志明还没有依附那个大国，还主张和平解决，于是他就去巴黎提出要求。如果在那里都不能解决，他就准备命令他的拥护者炸毁河内水库，然后上山打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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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志明在巴黎的住处隔开几条街，三十七岁的威廉·弗·诺兰少校是陆军部战史组的负责人。他刚按到通知，成为美国参议院中最年轻的一位参议员。加利福尼亚州长厄尔·华伦认为他条件最好，选他接替刚去世的海勒姆·约翰逊。他的优点就是年轻、服过军役，在州议会有六年经验，搞慈善事业颇有名气，夫妻和睦，有三个孩子，还有一个百万富翁的父亲约瑟夫·鲁塞尔·诺兰。华伦州长政治活动经费，主要是这人捐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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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一位性格坚强的寡妇玛格丽特·奥斯瓦德又再结婚。但到了秋天，就知道这段姻缘错配了。不管他们夫妇到那里去，这位夫人都要带上她那五岁的孩子李，于是丈夫和儿子都在她面前争宠。李本来对继父颇有好感，见到父母争吵感到惶惑不解，于是变得郁郁寡欢，落落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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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简·阿尔珀特、马克·拉德，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安吉拉·戴维斯、黛安娜·奥顿、伯纳丁·多恩、拉普·布朗、凯西·布丁、索尔达德哥儿们、比尔·艾尔斯、休伊·牛顿、杰里·鲁宾、琳达·菲茨杰拉德、威廉·卡利、汤姆·海登、凯思琳·威尔克森、和帕特里夏·坎贝尔·赫斯特等人还未成名，所以他（她）们的大名还未在报章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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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9时不到，第三十三任美国总统就从白官楼上总统寝室乘小电梯到楼下，昂然阔步走进白宫西厢的椭圆形办公室，立即投入工作。他确有干劲，作风直爽。罗斯福欢喜玩权谋耍手段。杜鲁门却欢喜作出明确的决定，愈难愈好。为了免得发生误会，一切决定都要写成书面。他从不后悔，从不因此失眠。对他说来，拖拖拉拉就是罪过，他最瞧不起。他的神气往往象个精明的店主，一切都跟做买卖一样，事实上，这位总统把每天会见的客人，从安东尼·艾登，以至全国家禽周的赞助者，都称为“顾客”。对每位来客都有力地握两下手，招呼他到总统办公桌前坐下。那时转入和平已有几个月，他的桌子上摆着一个犁头的模型，换下了对日战争胜利日之前的大炮模型。他总爱请来客看看这个犁头模型。“东西虽小意义可大。”他往往语简意赅地说：“有这个新的小玩意儿放在这里，我心里感到很踏实。”
消息灵通的来客看见他那副乐观神气往往感到不安，他们心里纳闷，他在什么时候就得面对大萧条势所难免的重新出现？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在他1940年出版的《昨天以来》写道：“什么战时景气？这种景气带来的好处决不会持久的。”伯纳德·德沃托在《哈泼斯》月刊告诫他的读者，要有思想准备，诸如迫害劳工、库格伦神父那样的人物，街垒上的肉搏战等等，随着“美国未来几年反动浪潮”的逐步高涨，都会再次出现。利奥·彻思在展望未来时，看到有一股“冷风”横扫美国。他预料捱饿的复员兵士将会结队成群，在街上徘徊游荡。“有时你会看到他们在罢工、暴动。……新成立的职业介绍机构，特别在最初一段时期，效率会很低。……为了维持生计，可能有个别兵士要在街角兜售欢迎回国的纪念章。有一些则会穿上军服，挨家挨户去推销。”有些经济学家预言，可能又会再出现一个1932年，又有一千五百万人失业。政治学家还谈到革命。H·G·威尔斯1945年在病榻上断言，人类对科学进步已经失却信心，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很快就要遭到灭亡的命运了。
企业主愈看就愈肯定：要把工业界广大的超级生产力转向和平生产而又不陷入灾难，简直绝无可能，他们对上次大萧条及其后果心中犹有余悸，但他们都忽视了胡佛时代的美国和杜鲁门时代的美国有一点很不相同。在1932年时，人们不能到商店里去，因为身上不名一文。在那艰难竭蹶的日子里，如果人们没有吸取什么教训的话，起码也懂得一条，攒点钱是很重要的。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人每周平均收入几乎增长一倍。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时，工资从廿四元二角增至四十四元三角九，而且杜鲁门又在联邦雇员中开了先例，工时不久将减为每周四十小时，工资不变。一方面大萧条教会他们勤俭持家，另方面是商店里的货架上商品奇缺，于是美国人在这四个战争年头，把钱花在买进自由公债，或者纷纷到银行存款。特有公债的人就有八千五百万。战争结束，美国人在储蓄银行和活期证券里，就储存了一千三百六十四亿元。现在就有一大笔钱等着花，政府的真正难题是如何防止全国人民在黑市到处抢购。而要把这个向题解决到人人满意，是绝无可能的。
因此，认为失业士兵又会冲工厂的想法，只不过是多余顾虑，不过是满目疮夷的三十年代遗留下来的余悸而已。触目惊心的岁月终于一去不复返了。失业补助和士兵权利法案都是明证。要为复员军人个个安排工作是要一段时间的，但他们可以趁机会学点手艺，做点小生意，或者进大学念书。而且职业也不是那么太难找，因为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