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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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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国防与经济资源。中国从此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与优势的地位,虽然她的工业地带与对外联络信道都遭到切断或摧毁,使得中国即将面对更为艰苦的生活,但是中国军民却决心以无比坚忍的力量,熔成钢铁的意志,来继续面对这场历史的大决战。中国人是决不屈服的。

日军在攻占徐州之后,已经面临一个严酷的事实,就是中国的战略空间太大,中国抗日作战的意志极强,中国虽遭到严重的战场挫败,但是蒋介石就是不肯屈服,因此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指导原则,根本就失去了作用。在这种情形之下,日本在国策上面临了非常重大的选择:一则以极大的决心,与中国进行谈和,以撤出在中国的日军,减少战争实力的消耗;要不然么就要全面地动员,继续深入中国的内地,以攻占中国更多的领土、截断中国对外的交通补给线,以及摧毁中国所有的抵抗意志与作战力量。

25。1 日军和战举棋不定

但是在此关乎国家民族安危兴衰的选择时刻,日本却犯下了致命的重大决策错误,其政府既没有谋取“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心,又不能采取孤注一掷、全面击溃中国的作战动员。日本政府在攻占南京之后,对于如何解决中国事变的问题,在军部与政府之间,产生了极大的摩擦,最后日本国内,几乎要闹出兵变与政潮冲突。日军于台儿庄作战受挫,更是擦枪走火地引爆了徐州会战,日政府根本无法控制军方的扩大作战行动。前线日军主动扩大作战的行动,不但没有打垮蒋介石政府,反而推倒了日本近卫文磨的内阁。最后在元老重臣与军方将帅出面斡旋之下,日本政府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进行改组,由宇垣一成出任外相、板垣征四郎出任陆相。由于宇垣对于压抑军部扩张,有着极强手腕的记录(大正日皇时代,日本的裁军政策,就是出自宇垣),同时他与国民政府的首长,包括蒋介石、张群等人在内,都有彼此相识之交情,所以日本希望能够藉着宇垣入阁,而以谈判方式解决中国事变。

宇垣认为,中国不可能会在武力的攻击下,向日本屈服,因此中日两国不妨以和谈来代替作战,才能解决日本面临的战争泥沼危机。宇垣是得到近卫首相内阁支持其和谈以解决战争的想法后,才答应出任外相的职务。因此他就职之后,立刻透过外交的管道1,与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张群接触,准备积极推动与中国的和谈。但是出任陆相的板垣,拥有中国战场作战的实际经验,又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少壮派首谋。虽然他个人曾经支持石原莞尔的见解,不要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与中国爆发全面的战争,但是此时他却充满着在中国作战不利的挫折感,同时反映着前线军方将校求胜与报仇的意志。板垣刚由前线(作战不(1事实上,到此时中日之间不但没有正式的宣战,也没有正式的断绝邦交,中国驻日本大使也还在东京任所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之后,中国驻日大使才回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中国才对日本绝交宣战。)利)的师团长,高升陆相的职务,可以说是相当的位高势孤,所以他必须要讨好军方,以争取军部与前线高级将校的支持,因此必须让日军在中国战场,能够有更多作战建功的机会,就成为他的政策基调。板垣出任陆相之后,立刻就与军方的主战派,结成一股新的扩大中国战争的军方力量,而将参谋本部中,传统是侧重防苏,并不希望日军深入中国作战的势力就被压制了下去。因此,宇垣提倡以和谈方式化解中日战争危机的构想,很快就遭到日本军方主战派多数人的反对。这些主战的日本军官们,在侵略中国的作战中,可以说是已经骑虎难下,也杀红了眼,因为他们一直相信,也一直的教导日本人民,中国没有真正抵抗的能力与意志,“皇军无敌”更是他们要继续维持下去的神话。虽然,目前在中国战场所有的事实,已经在否定他们的看法,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人敢面对现实。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这些日军的主战派,竟然也没有完全孤注一掷的勇气,不敢不惜一切代价、全面动员日本所有的力量,在战场上彻底地击败中国;反而想在扩大占领中国之后,进行“以战养战”的政略。在军方全力要求扩大战争的压力下,宇垣在和谈建议还没有付诸实施前,就被迫辞职了,日政府希望以和谈方式,结束中国事变的想法,也很快地随着消失了。

25。2 中国决心保卫武汉

徐州会战结束之后,蒋介石随即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发出华军保卫武汉的指令。自从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之后,指挥华军作战的神经中枢。

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就是设在武汉,支持国防与军火工业生产的设备,也设在此地。由外地输入,中国所急需的军火与民生物资,则是来从广东与新疆运送到武汉进行分配。武汉已经成为中国之战略与人心的抗日司令部。不过当时蒋介石却只剩下极其有限的资源,来进行武汉会战。因为中国的税收与工业精华地区,都已落在日军的手中,华军的精锐也在多场战争中,伤亡极大。补充征募的新兵,不但人数不足,体能与素质更差,也缺乏任何的军事训练,只是老百姓而已(很大的比例仍是文盲);军队急需之重武器装备更是只能选择性地补充而已(正规军若是没有这些武器,与民团的战斗能力,也就相差不远了)。新败的华军部队,经过七拼八凑的克难方第式,勉强凝聚的一些战力,又在徐州会战中,消耗了不少,因此面对着武汉会战,华军真得全靠民族主义的作战意识来撑住局面了。这时在国民政府的决策层面,一些首长已经有了希望与日本和谈的想法,但是蒋介石却抗拒这些压力,决心继续的诱敌深入,进行武汉会战。

日军大本营在徐州会战中扑空,没有达到围歼华军主力的目标之后,很快的就作出两项深入中国作战的战略决定,一是汉口攻略,一是广东攻略。一九三八年的六月十五日,日本大本营在御前会议中,正式决定发动这两个作战。这代表日军终于要陷入中国的战略泥沼,当然也就代表着中国有更多的地方与更多的人民,要承受这场战争浩劫的杀伤与破坏。不过当时日军大本营却“盲目”的认为,只要日军攻占武汉与广东,中国“应该”就会向日本投降了。事实上,不只是日军,就连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对于华军能否有能力继续作战,也产生了疑问。因为在日本政府强大的压力之下,德国的希特勒政府终于决定,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停售军事装备给中国,并且要求所有的德国军事顾问在当年七月离华,这对于华军正面对武汉会战之重大关头而言,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过去华军作战的重装备,以及作战的布阵,都得到德国的协助,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了。日军因而乐观的估计,中国继续作战的能力,随时都有枯竭的可能。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在进行武汉会战的规划与参谋作业时,则立刻要面对战士缺乏、后勤不足,以及主要外援断绝的严厉挑战。华军真能够自己面对指挥百万部队,在长达几千公里的战线上,与日军进行这场大会战的考验吗?

不过,日军大本营的汉口攻略作战计划中,对于攻克武汉,以结束与中国的战争,仍然抱着很高的期望。同时日军仍希望在汉口攻略的作战中,进行一次大战略的包抄与围歼,彻底歼灭掉蒋介石的野战军,以增加日军逼和的筹码。

虽然日本大本营对于汉口攻略,可以说是志在必得,但此时日本对于整个战略演变的控制能力,在徐州会战之后,已经接近崩溃了。日军能够很确定它一定能够攻克武汉,但是日本根本无法知道,在攻克武汉之后,华军的主力能否被歼灭,以及中国会不会就此停止抵抗日本当然更没有想清楚,其实中国破坏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深入追击,就已经展现出中国抵抗到底的决心,中国宁可让黄河泛滥自己的领土,也不要接受日军的占领与屠杀。

日本一旦深入武汉,它从此就要面临全面的战略被动了。日军攻掠武汉的作战行动,早就是中国统帅部最为注意的战情发展,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最为担心的日军战略部署,就是日本在全面战争开始后,集结主力由河北沿平汉铁路直冲武汉,以破坏、阻止中国军政中心迁往大西南,进行长期抗战的战略。还好日军在开战将近一年之后,才开始计划进攻武汉。但是日军仍然没有想到使用由北而南,切断中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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