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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华莱士把话题从中苏关系问题转到了中美关系上。
邓小平稍微欠了一下身子，说：“在里根总统和夫人访问中国时，我们认识了。我们相互间的谈话是融洽的和坦率的。我愿意通过你们的电视台，转达我对里根总统和夫人的良好祝愿。我希望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中美关系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目前中美双方是否存在大的分歧问题？”华莱士接过邓小平的话追问邓小平这个十分敏感的话题。这样的提问犹如开了弓的箭，不中靶子不回头。
“有！如果说中苏关系有三大障碍，中美关系也有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就是中国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美国有一种议论说，对中国的统一问题，就是台湾问题，美国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这个话不真实。因为美国历来是介入的。”邓小平一边肯定地回答，又一边认真地回顾历史说，“在５０年代，麦克阿瑟、杜勒斯等人就把台湾看做是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所以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建交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美国在处理美台关系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明智的态度。”
“什么态度？”华莱士“咬定青山不放松”。
“很遗憾地说，在卡特执政的后期，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这就变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刚才我说，希望里根总统执政期间，能够使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就包括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能有所作为。我相信，美国特别是里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是能有所作为的。”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能有哪些作为呢？”华莱士要追问到底。
“可以鼓励、劝说台湾首先跟我们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邮。通过这种接触，能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这就为双方进一步商谈统一问题创造了条件。”
谈到中国统一的问题，作为美国人的华莱士就问邓小平：“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
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深情地说道：“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炎黄子孙———我们老祖宗是炎帝和黄帝———都希望中国能统一，那种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的地位，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这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台湾人民没有损失。”
接着，邓小平对大陆和台湾的发展程度和经济水平差异做了客观的分析比较，说：“这个问题要客观地看，差距是暂时的。拿大陆来说，我们建国３７年来，有些失误，耽误了，但根据大陆的现行政策，发展速度不会太慢，距离正在缩小。我相信大陆在若干年内至少不会低于台湾的发展速度。道理很简单，台湾资源很缺乏，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而且就整体力量来说，现在大陆比台湾强得多。所以单就台湾国民平均收入比大陆现在高一些这一点来看，是不全面的。”
邓小平合情合理的对两岸经济发展形势的分析，是全面的客观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第四部分一对一，面对面——邓小平和华莱士（4）
□邓小平说：“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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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又从台湾问题转移到中国的国内政策和搞现代化需要外国投资问题。
针对当时中国在搞现代化发展经济中存在的一些社会阴暗面，让西方投资者抱怨同中国做生意太难，比如像“房租太高，谈合同争吵不休，各种税收名目繁多，劳动力太贵，贪污受贿，还存在着官僚主义”等问题和现象，华莱士有针对性地摆出这些问题问邓小平：“您是否了解这些情况？”
邓小平点点头，坦率地说：“我了解，是有这种现象。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新事物，有一些差错是难免的。我们正在着手改变这种现状。外国投资者有这些意见，我能理解。投资不赚钱，那不可能，那谁愿意来？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但解决也只能是逐步的。但我相信，外国厂商提出的这些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就是解决了这些问题，还会有新的问题产生，这些新问题也要解决。作为领导来说对这些问题要摸索情况，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也还有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
当谈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现在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致富光荣”的口号感到很意外。其实，在当时，这个问题不仅在国外让人感到纳闷，就是在中国国内也同样让那些受“左”的条条框框影响的人，也感到难以接受。
华莱士问：“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
邓小平非常认真地联系自己的过去分析了中国的国情，说：“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５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结果我又被打下去了。当时我主要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共产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所以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社会主义的原则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当华莱士跟邓小平说起他在广东珠江三角洲看到农民买摩托车、彩电、盖新房子这些新的情况时，邓小平摆摆手说：“比起你们来，那能有多少？即使是在农村，受到赞扬的有些万元户，上万元，不过二三千美金，还是一年的收入，能算富吗？我们就算富了，但比起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还是低的。”
谈到“文化大革命”，华莱士就马上请邓小平谈谈他个人和家庭经历的遭遇。
对此，邓小平不想多说，就简单地答道：“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
华莱士急忙插话说：“那是不是说，当时让您扫地、做饭、劈柴等等也是好事？”（奇*书*网…整*理*提*供）
邓小平听华莱士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就笑着说：“说那些完全是好事，不能那么说。我的意思是使不好的事变成好的事，这可以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华莱士又问邓小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在中国的任何公众场合挂您的照片，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问的是很有分寸又很巧妙的。
“我们不提倡这个。”邓小平说，“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些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所以还是不写的好。”
邓小平坦诚地告诉中国人民也告诉世界自己在“大跃进”上也犯过错误，这种伟人的心胸是开阔的，是向前看的。他吸取经验，把个人融入集体，不搞个人崇拜，这就是邓小平的历史智慧。
这时，华莱士突然提到一个人们普遍关心但确实没人敢问的问题：“每个人都会问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