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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多斯后，便和中国美术发生融合，草原艺术对中国美术，中国美术对鄂尔多斯青铜，二者间便相互产生了的影响。有些金属牌子的上面刻绘有马的争斗图，马或鹿与虎、熊、怪兽的搏斗图，在有些长矛柄头上则雕刻有圆形凸起的牡鹿或红鹿形象，从这里可以看出鄂尔多斯艺术尽管具有较多的题材和虚构，但与米努辛斯克艺术还是非常相近的。
据考古学家们的最新发现，蒙古及鄂尔多斯的匈奴艺术和斯基泰艺术是同样古老的。1933年，瑞典考古学者阿恩认为，滦平与宣化的鄂尔多斯青铜器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上半期，甚至于4世纪下半期。1935年，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认为鄂尔多斯艺术曾经深刻地影响了战国时代的中国艺术形成，这种艺术至少是从公元前5世纪时繁荣起来的，所以把鄂尔多斯最早的青铜器可以追溯到这个时代。瑞典汉学家卡尔格林把战国时代中国艺术的出现更远溯到公元前650年。所以，草原艺术中的鄂尔多斯艺术中部分是早已存在的，它能够改变周朝中叶时中国的装饰美术。考古学家们一致认为，鄂尔多斯艺术的影响是曾经将周朝中叶的古代青铜装饰转变为所谓战国式艺术的因素之一，这个因素是符合社会演变规律的。
匈奴艺术的主要发现地点分布在从贝加尔湖至河北、山西、陕西边境的区域内。在北方，外贝加尔省赤塔的墓葬，曾被梅哈特确定为公元前2～前1世纪；同时还有蒙古高原恰克图北特罗思柯萨夫斯克附近的德列斯都伊斯克的墓葬，在那里发现过西伯利亚式金属牌与公元前118年起发行的汉代铸币。在外蒙古，库伦附近的诺音－乌拉，科兹洛夫（ｋｏｚｌｏｖ）考察团曾发现过一个匈奴王的墓葬，内有草原艺术的青铜器，华丽的毛织品上绘有同一种风格的图案（鹰和鹿的争斗，野猫与牦牛的争斗）；所有的题材都是用萨尔马特－阿尔泰的方式进行处理的；还有一件希腊纺织品，绘有一个留有上唇须的人物，乘四轮马车，它无疑是出自息姆米里亚统治下博斯佛尔城的某个艺术家之手；最后是一件公元2年制造的中国漆器，上面就记载了日期。或许我们应当把离那里不远的鄂尔浑河流域笃伯勒赤与伊勒赫－阿里克发现的壁画归于一类，尽管缺少日期记载，但壁画上对鹿的绝妙表现反映出萨尔马特－阿尔泰艺术的影响。在鄂尔多斯，原来绥远省的一部分——察哈尔与热河一带，有许多地方出现了鄂尔多斯青铜器，例如在承德附近的滦平，在张家口以北多伦诺尔西的哈丁苏木与哈隆－沃索，从张家口以南去北京途中的宣化，绥远附近的归化城，在鄂尔多斯与陕西北部边界的榆林。我们注意到在宣化所发现的一部分古物中有一个中国“刀币”，其上刻有“ｔｕ”（土？）的文字，可作日期鉴定，它是属于公元前480～前250年间战国时代在中国通用的一种货币形式。假使鄂尔多斯青铜的一大部分，即内蒙古的匈奴青铜器，与战国（公元前5～前3世纪）同时代，那么同一种艺术就在整个汉朝（公元前2世纪初～3世纪初）继续在原地以及外蒙古生存繁荣起来。在诺音－乌拉发掘出的古物和鄂尔多斯出土的这个时代的多头动物形的青铜牌均可为此作证。此外，在我们的陈列品里有带匈奴艺术花纹的中国青铜纽扣，很明显，它是由汉朝艺术家们根据鄂尔多斯式样仿造的。在这以后的时代，即在中国所称的六朝（公元4～6世纪）时期，鄂尔多斯艺术对中国青铜器的影响并未削弱，上面所刻的动物均体态弯曲，如藤蔓一般相互缠绕在一起。在同一时期，草原艺术同样影响着大侵略时期西方的扣钩、金属牌和装饰物。阿恩指出，西伯利亚西部的青铜器一直到9世纪还保持着草原上古老艺术的特点。同样的艺术直到成吉思汗时期的汪古部落还在延续，一些教徒用的小铜器十字架、鸽子及祈愿龛的上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艺术的影子。这些古物在鄂多尔斯和它的邻境都有大批出土。而且，在整个西夏时代（公元11～12世纪）纯粹的鄂尔多斯金属牌都能制造，除非引起了萨莫尼先生注意的西夏字体是重新刻制上去的，或者，这些不作流通的西夏文副本是赝品。
草原上的古代史
匈奴的起源（2）
匈奴人的第一次外侵与月氏人的迁徙
匈奴人作为一个可怕的强盛民族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是在公元前3世纪末，当时正是中国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统一时期。秦国的创立者秦始皇（公元前221～前210年在位）感觉到危险的来临，从公元前215年起，他与大将蒙恬完成了万里长城的建筑，以防匈奴人进攻中国领土。约在公元前214年，蒙恬把匈奴人从现在的鄂尔多斯，即河套地区驱走。但匈奴人在他们的单于头曼（约死于公元前210～前209年）的率领下开始扩张领土，出击月氏人。在那个时候月氏人已经居住在甘肃西部，我们将在下文讲到它。头曼的儿子和继承者冒顿（约公元前209～前174年在位）在东方打败了东胡，即满洲边境上的其他野蛮人；他利用秦亡汉兴（公元前206～前202年）时期中国为内战所耗十分衰弱的机会，于公元前201年侵入山西省，围困了首邑太原。汉朝的创始者汉高祖亲自前往相救，驱走匈奴，但其后自己却被围于平城附近的白登台（在今天山西大同县境的古边境）。他在谈判中骗过了这些野蛮人，将一位公主也许只是个侍女赠与单于为妻，以至于能够从困境中逃脱，正如后代的中国诗人所唱的，可怜的“鹧鸪”被投给“蒙古的野鸟”。此外，公元前177或公元前176年，冒顿对甘肃西部的月氏人进行初次沉重的打击，但自夸说把他们征服了。他的儿子和继承者老上（约公元前174～前161年在位），将月氏人完全击败，将月氏王的头颅砍下做成酒杯。月氏人被驱逐出甘肃，被迫向西方迁徙，因而引起了历史上所记载的亚洲高原民族的第一次大迁徙。
月氏这一名称是我们从汉文的译音，至少是在这种形式下得来的，已经存在很长时期。许多东方学家长期倾向于把月氏人与吐火罗人（他们于公元前2世纪从突厥斯坦迁往巴克特里亚，希腊历史学家正是从这一迁徙中了解到他们）以及希腊史书称的印度－塞人等同起来。就此看来，吐火罗与印度－斯基泰是一个民族在它生存的两个时代中的不同名称，它被认为是斯基泰族系，即印欧种族人。这个不同名称的统一化是有其事实依据的。根据中国史学家们的证明，现今甘肃西部在公元前2世纪时为月氏人的地盘，地理学家托勒密于公元2世纪时就声明过在今天甘肃省张掖地区存在一个塔古罗民族、一座塔古龙山、一个托加拉城。另一方面，斯特拉波举出在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的各族中有吐火罗人，这个时间正是中国史学家们所说月氏人在他们迁徙告一段落而来到了大夏国边境的时候，大夏正是巴克特里亚这个地方。由于一个并行的事实不断地被提到，我们认为应该继续把中国史书里记载的月氏当作希腊史学家的“Ｔｏｋｈａｙｏｉ”，梵文记载里的“Ｔｕｋｈａｒｏｉ”，以及后来罗马帝国时代的印度－塞人，这将是一个可取的重要论证。另外，塔里木河以北的绿洲地区，即便不是月氏人的最初领地（因为他们的原籍是甘肃），但至少是与他们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部落的领地。在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在中世纪早期（公元5～8世纪）时流通着的印欧语言，就是语言学家们在先前尚称作吐火罗语的语言，而在今天却只满足将其叫作库车语，喀喇沙尔语等等。所以确实有可能在历史的早期，印欧人部落就已经向远东推进。事实上，在公元以前似乎有斯基泰－萨尔马特族系人居住在西伯利亚西部，或者米努辛斯克区域；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天山南北两麓，费尔干纳与喀什噶尔一带有说东伊朗语的塞种人居住，这也是事实。这种事实导致我们同意这种假设。所以，今天的东突厥斯坦一大部分地区是被印欧人种占据，不论他们是喀什的东伊朗人还是库车、甘肃一带的吐火罗人。月氏人就是吐火罗人。
但中国官方历史学给我们的最早报道使我们看到印欧语系人在这些远方的据点上的第一次败退。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匈奴人在他们的冒顿单于（约公元前209～前174年）领导之下，给月氏人以沉重的打击。ｗωｗ奇Qìsuu書còm网他的继承者老上单于（约公元前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