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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下，乃被迫提出卸职条件：（一）济军2万人（虚报）以上，应编为两师；（二）请拨付军饷和移防经费300万；（三）督办两广矿务，应选择两广扼要地点屯驻济军，在济军驻防区内，其他各军须撤出；（四）督办两广矿务公署应照督军公署的规模，直隶中央，本省长官无权调度。
李烈钧这时留在广东已无价值，且留下变成众矢之的，所以便于8月17日通电解除职务，在粤境内的滇军由张开儒、方声涛两师长直接统辖。8月22日李烈钧和滇军告别，于27日到肇庆会晤陆荣廷后，取道香港赴上海。
陆荣廷在肇庆装病。8月25日萨镇冰到了广州，和广东省长朱庆澜调停粤局。龙济光讨到饷款后率兵移驻琼州（海南岛）。陆荣廷则迟至10月才在肇庆就职广东督军。
一○○、将星殒落，国丧元勋
黄兴自二次革命失败后，一直在美国，讨袁军兴，他乃从美国赴日本，5年5月9日在横滨登陆。
袁死后6月13日孙中山电黄，征询对时局意见，电曰：“东京黄克强兄鉴：南军举义，多数揭去袁、复《约法》、召国会为目的。袁死，黎能复《约法》，召国会，当息纷争，事建设，以昭信义，固国本。兄见如何？”
黄于14日复电曰：
“中山先生鉴：电敬悉。南方要求恢复《约法》及国会，黎若能诚意实行，以外问题自可迎刃而解。先生来电，主张息纷争，事建设 ，无任感佩！尚望主持，使国人晓然于吾人之无私无偏，尤所切要。”
黄兴回到了上海不久，民国5年的10月10日突患胃中血管破裂症，吐血数盂晕倒，医生认为他这病是劳瘁过甚所引起的。病中他还接待由四川过上海去日本的蔡锷，两位元勋互相慰劳，可是在蔡去日后不久，他竟在10月31日午后5时30分与世长辞了。
黄兴原名轸，别字庆午，又名瑾午，原籍湖南善化县榔黎市，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甲戌（公元1874年）9月16日，折算阳历则为10月25日，比孙中山小8岁，比宋教仁和蔡锷大8岁。
他的一生都与10月有关，可说是一种巧合，他生于10月，殁于10月，成功于10月10日武昌起义 ，得病也是10月10日。他死时才43岁，英年早逝，真是国家的大损失。
黄的原配夫人名廖淡如，生三子二女，子名一欧、一中、一寰；女名振华、德华。续配名徐宗汉，是他从事革命时期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徐籍广东香山，原名佩萱，初嫁海丰人李普一，生子女各一，子应强，女名若鸿。李死，徐与广州市女医师张竹君友善，张喜谈新学，讲革命，徐受其影响，遂入同盟会，参加革命。黄花岗之役与黄因患难而结成革命伴侣。徐嫁黄后，又生二子，名一美、一球。徐与前夫所生子女，亦携来同居，黄均视同已出。在黄家书中曾提到另有一女名文子者，据说，系黄与某日妇所生。黄与徐宗汉结褵后，伉俪情深，夫唱妇随。
黄的长子一欧，一向是在革命队伍中长成，于江浙联军时，接到黄勉励他的信，只有八个大字：“一欧爱儿，努力杀贼！”后来胡适看到这封信曾经做了一首白话诗来赞美：
“当年曾见将军之家书，字迹娟逸似大苏。书中之言竟何如？‘一欧爱儿，努力杀贼！’，八个大字，读之使人慷慨奋为而爱国。呜乎将军。何可多得！”
黄兴病逝后，11月1日孙中山致函海外各支部，通告黄兴逝世，文曰：
“启者：黄克强先生自创同盟会以来，与文共事奔走，艰难迄于今日，凡我同志谅均知悉。前月国庆日，突患胃中血管破裂之症，吐血数盂，晕绝经时，即延德国医生克礼氏诊治，据云，尚可无碍。嗣后胸膈仍觉饱闷，至上月下旬，更发现肝部肿大之征候。三十日下午五时，忽又吐血不止，势极危急，由医注射，暂且止血。三十一日早二时，突再吐血，医再注射，旋即脉停气绝不可复救。呜乎哀哉！以克强盛年，禀赋素厚，虽此次讨贼未得比肩致力，而提携奋斗尚冀诸异日。遽此凋谢，为国为友，悼伤百端！谨告诸同志鉴察之。孙文启。民国五年十一月一日。”
黄的噩耗传到日本，病中的蔡锷为之痛哭，他的挽联是：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另一位和黄、蔡唱反调，可是他们私交却极莫逆的人，就是洪宪六君子之首杨度挽黄联云：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11月1日孙中山和唐绍仪代电全国，通告黄丧，函曰：
“克强先生交游满天下，车笠之盟，缟紵之好，究有为仆等所未悉者。代主丧务，勉持大体，征名遍讣，恐有未周，诸祈见谅。”
北京方面国会特休会一日，下半旗一日志哀。11月2日北京政府令：
“上将黄兴缔造共和，首举义旗，功在国家，薄海同钦，……派王芝祥前往致祭，给致治费二万，丧葬事宜由江苏省长齐耀琳就近照料……。”
护国讨袁第一大功的蔡锷，则在黄兴逝世后8天病逝日本。
护国讨袁时，蔡锷在军中备极辛劳，染患喉疾。5年6月28日蔡由永宁启程，29日抵大洲驿，7月1日抵泸州，这时蔡的喉疾非常严重，已至不能讲话的地步，在泸州请了一位德国医生阿密思替他诊视，服药无效，又加上肺叶肿痛，滴水难入，体温高达39度，夜不能寐。蔡是个有责任心的人，虽然病魔困扰他，可是他觉得军队的欠薪，四川的善后都是极伤脑筋的事，非他本人处理不可。因此，他力疾从公，抱病任事，要求北京政府支付护国军的欠饷欠款200万元。
7月4日段祺瑞特派法国医生赶来泸州检治蔡的喉疾，第二天，法国医生检视结果，认为喉病延误过久，声带已狭，病况严重，非迅速赴上海或日本就专科医治不可。
蔡的可贵处在于：虽以身为天下先，却功成不居，自始迄终坚定这个主张。袁世凯死后，蔡功业盖世，名满天下，然而他不汲汲于名位权利，从下面两则电报，可看到蔡的抱负人格：
7月17日蔡电唐继尧：
“滇、黔此次起义，悉索敝赋以赴国难，虽达拯渊救焚之志，已陷额烂头焦之势，在我军应亟谋善后以图元气之恢复，在政府及一般人士，浴共和之恩波，饮水思源，对于首义之军，应以安之劳之使之得所。以愚意计之，滇、黔善后尚不甚难，需款亦不甚巨，政府对我万不致有所歧视，吝此区区而阴相掣肘也。所最宜注意者，我军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昵所劫持，实公私两济。……”
7月19日复唐继尧电：
“洽电敬悉，奖饰溢量，感愧奚似。窃意锷前者之出，秉诸良知，今兹之退亦然……今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始非善。而锷处地位，纯系带兵官，战事既了，即可奉身而退，斯亦各国所同然。务望蔩公为大局计，为友谊计，切电在川滇军各将领，以后一切善后问题当完全负责办理，俾锷得以克日东渡。……”
蔡锷对于“治蜀”并不是没有抱负，只因为他想以功成身退，不争权利为天下倡，所以薄川督而不为。在他给他的老友丁怀瑾函中，曾就“治蜀”一事表示如下的意见：
“蜀虽可为，但民情浇薄，绝不适于从军。若专用外军，屏绝土著，则主客之势互不相容，终成水火矣。弟尝与兄论治蜀非假以十年时光不可，其始也临以雷霆万钧之力，芟夷斩伐，不稍姑息，乱根既尽，民气渐苏，乃嘘以阳和之气，培植而长养之，殊盛业也。”
7月21日蔡率幕僚数人，轻车简从，首途赴成都，在途中接到湖南耆宿父老敦请他督湘的电报，他分别回电辞谢。8月1日蔡锷入成都，抱病就任四川督军，成都人民额手称庆。这时的成都，因为兵连祸结，人心浮动，物价飞涨，币制不稳，蔡接事后，物价立即回跌，钞票价值上涨。川中有五老七贤不远数百里赶来成都，愿任顾问。8月3日蔡电保周道刚为川军第一师师长，熊克武以师长兼重庆镇守使，刘存厚以师长兼川边镇守使，尹昌衡为政务厅长。蔡锷抵达成都后，他的本意只是象征式接受任命，加以他的喉病和肺病都日益严重，乃于8月5日致电北京段祺瑞总理，电云：
“川为繁剧区域，非孱弱病躯所能胜任。况锷于起义之初，曾声言于朋辈，一俟大局略定，即当幡然引退，以从事实业；今如食言，神明内疚，殊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