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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第13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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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人各阐发论据,整整说了两日。六博士论证被全数整理出来后,胡毋敬参以自家见解,写成了长长一卷《华夏文字流变考》,这才来到丞相府。
李斯浏览一遍,不禁拍案感喟:“华夏正字居然在秦,天意也!”
列位看官须知,华夏文字历经数千年,至春秋战国经五百余年多头散发,其流变传承已经鲜为人知了。就其本原说,华夏文字产生的根基有两个:一为象形,一为表意:象形与表意的先后,便是后世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所描述的大过程:“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类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依,即谓之字。”宋代学者孙星衍,则对这一大过程概括为:“仓颉之始作,先有文(象形),而后有字(表意)。”
滤去漫漶神秘的传说色彩,这一历史大过程的真实面目是:
最初,人们基于种种需求,开始有了最简单的直线刻划符号。后来,开始画出某物之形,而使对方能够辨识。这是最初始的象形,实际便是简单图画。远古人们画的物事日渐增多,画法便有了一定的约定俗成的规则。随着规则的渐渐普及,对物事的画法也越来越简练,大体具有抽象特质的象形字便出现了,只不过依然带有画的底色。后来,人们在直面交流之外,间接交流的需求日益强烈,许多事情也需要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使象形之画进一步具有表意功能的需求。许慎说这种需求的产生,基于克服“庶业其繁,饰伪萌生”的作假行为,应该也是一种独到评判。于是,到了黄帝时代,象形与表意两种功能都经历了漫长的锤炼,黄帝便下令将这些象形表意之字(画)整理出来,公布出来,以作天下人群写划的共同标准。承担这一使命的,据说是史官仓颉。于是,有了仓颉造字的传说。究其实,没有必要怀疑仓颉造字的历史传说。毕竟,无论文字是如何长期自然形成,每个阶段的质变提升,都必然有统事者的创造劳作。如同目下秦国的文字改制,以及后世任何一次文明改制一样,没有才具出色者的具体劳作,阶段飞升是不可能完成的。
自有了最初的一批文字,华夏文字便以书写刻划材料的不同,而在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原因很简单,在不同材料上书写刻划文字,需要不同的工具,书写刻划出来的字形也不尽相同。于是,黄帝之后的文字,有了陶文、甲骨文、金文、史籀文(石鼓文)四大阶段。
陶文者,刻划于陶器上之文字也。这应当是字画成为文字的最早形式。大禹立国,始有夏代,其时的文字大多刻划在陶器上。当然,或可能也在甲骨上镌刻文字,或可能也在青铜器上镌刻文字。因为,有禹铸九鼎而镌刻九州之图并物产贡赋的说法。然则,这两种有可能的书写形式,都不是夏文字的主流形式。是故,夏代文字之真实面目,到战国末世已经无从确指了。
甲骨文,是殷商初中期的文字,因大多刻于龟甲之上,后世称为甲骨文。甲骨文是真正成熟起来的第一个文字系统,其书写方式已经摆脱了画的特质,而具有横平竖直的文字书写特质。然,甲骨文仍有明显的不足。其一,文字量很少,不足以应对后来的天下需求。后人发现的甲骨文,大约有三千多个应用字,能辨识者千余字。即或加上有可能未曾应用的文字,大约总量也不会超过五六千字。其二,书写形式没有统一标准,师徒传承各自不同,很容易造成混淆。其三,因刻划材料的稀缺,刻划技法的专门性,甲骨文主要为王室纪事、占卜之用,很难在普通官署与民众中普及,文字的作用大受限制。
金文,是殷商中后期与周代的文字,因大多刻铸于青铜器之上,世称金文。西周时期,金文已经大大超越了甲骨文,成为基本成熟的文字系统。其一,金文的文字数量已经大大增加,基本可以叙述一件事情的进行过程了。诸多贵族每逢大事,便铸造特定形式的青铜器,将这件大事的来由刻铸在该青铜器之上。后世发现的《毛公鼎》,其文字量长达四百九十七字,足见一斑。其二,因青铜器不易损毁,又是可以人工制造之物,每铸可能多件,文字传播便优于甲骨文许多。其三,书写形式已经相对简单,比形制古奥的甲骨文易于学习,且已经有了初期的书法风格。其四,在金文蓬勃发展的周代,由于文字已经为相对多的人掌握,其余书写材料也大量出现于普通官署以及国人(非奴隶平民)之中。皮张、丝帛、竹片、木板、石板、石块等等,都可能成为刻划文字的物事。只不过王室贵族的官方书写形式的主流一直是青铜器,是故称为金文罢了。
史籀文,大体是西周中后期与东周前期(春秋早期)的文字。周宣王时,叫做籀的太史奉命整理出大约九千字的官方制式文字,是以世称史籀文。史籀文的实际意义在于:这是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字整理,在华夏历史上第一次以官方形式公布标准文字。应该说,周室太史令的九千余字便是当时的正统文字。因后世唐代发掘出十个鼓形的石块,每个石鼓上都刻着一首《诗经》风格的四言诗,记述秦国国君的狩猎状况,文字形制便是早已失传的春秋早期的史籀文,故而后世将史籀文也称为石鼓文。
西周末期,秦人救周于镐京之乱,被封为大诸侯国,合法继承了周人故地。久居边陲而半农半牧的秦人,忠实地秉承了周文明的基本框架,文字则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史籀文。后世王国维云:“《史籀》一书,殆出宗周文盛之后,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秦人作字书,乃独取其文字,用其体例,是《史籀篇》独行于秦之一证。②”也就是说,春秋时期的秦国,将史籀文奉为标准教材,童稚发蒙学字,学的便是这种华夏正统文字。学童如此,官府公文民间纪事自然也是以史籀文为国家文字。直到战国之世,秦国始终使用的是西周王室整理颁行的史籀文。
然则,自春秋开始,山东诸侯的文字却有了另外一番变化。由于天子威权松弛,由于诸侯自治不断扩大,由于整个天下日渐活跃,由于文字书写材料不断丰富,由于蓬勃的商旅使社会生活日渐丰富,由于战争的逐渐增多,由于人们对文字形式的交流需求日益迫切等等等等,原因不一而足。总归是,在中央王室已经无力统筹的情形下,各国的文字都自行其是地发展起来了。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两方面:一则各自增加文字量,造出了许多符合实际需求且符合华夏文字特质的新字,使文字表意功能惊人地丰富起来;二则书写形式多样化,书写材料多样化。国与国之间的文字,原本已经有了差异。在不同材料上以不同工具书写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字,其间生发的种种流变,远远超出了任何一国的控制。春秋早期,各大诸侯国的文字尚大体遵循着周王室颁行的史籀文规则。然经过五百余年的激荡生发,七大战国的文字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以至与“言语异声”一样,“文字异形”也成为一种最为普遍的分治表征。
基于上述流变,到了始皇帝推行文字改制之时,与秦国奉行的正统文字相比,山东六国文字的最大特异之处在于两处:一是中原文明长期兴盛,名士学人灿若群星,以至文字量之增加程度远远大于秦国文字;二是书写形式大为简约,体现出极大的书法艺术性与族群地域的个性特质,许多字的写法,几乎已经脱离了象形文字的基本形制。就文字表意的丰富性、文字形制的简约优美性而言,秦国的文字显然是凝滞了一些。
“若以秦文字为准,表意缺憾能否弥补?”
嬴政备细看完了《华夏文字流变考》,又听完了胡毋敬与六博士的禀报,第一句话便不遮不掩直奔要害,“若天下士人文不能表意,秦字岂非遗祸天下哉!”
“陛下毋忧,断无此理。”胡毋敬慷慨道,“六国新造文字而秦国文字所无者,勘字署业已一一列出,全部补入秦文字。经勘字署反复计数勘合,七国文字情形是:魏国常用字两千一百余个,总共有字两万六千一百余个;赵国常用字一千三百余个,总共有字两万一千三百余个;韩国常用字两千一百六十余个,总共有字两万三千九百余个;燕国常用字一千八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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