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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俱乐部的灯光很昏暗，我按着现代舞的标准姿势注视着远方，一言不发地跳舞，脑海里却下意识地搜索着到底在哪里见到过她。这时她开口说话了，一口标准的北方普通话，声音十分清脆：“你还没问我是哪个系的呢！”听了这句话我觉得莫名其妙，于是反问道：“我干吗要问？”“请我跳舞的男生都问这个问题呀。”“我跳舞从来不问这些废话。”“是吗？那……你可真的与众不同。”对话进行到这里，我猛然想起，对，就是那个长得像苏联女兵的女孩，只是几个月不见，头发长长了。于是那天整个晚上，她就成了我的舞伴。
第二天晚上，在学生俱乐部我又遇到了她，还是在我通常站的那个位置。一见我，那女孩就说：“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等你半天了！”我诧异地说，昨天并没有说好今天要来啊。那女孩莞尔一笑，说道：那真对不起，我误会了你的意思。接着就是跳舞，双方的话比昨天多了起来。通过对话我知道了她是贸易经济系的，跟我同年级，祖籍哈尔滨，后来跟着父母移民到深圳。舞会结束后，我向她道了声再见，正准备回宿舍；她却说，不想一起走走吗。
那是一个春风拂面的夜晚，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鲜花的芳香，我陪着这个还不知姓名的女孩一起在校园中漫步。她说她早就知道我，并问我是不是叫“郭耀”。我一听就知道这肯定是学生们以讹传讹了，就开玩笑说，我要什么要呀，我姓中国的国，叫亚洲的亚。女孩一听，瞪大了双眼：啊，还有这个姓，这个名字可真气派呀！我则说，我在元旦舞会上就注意到了你，觉得你很像《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的一个苏联女兵。她笑着问道，像谁，像娜塔莎吗？那你叫什么？我说我叫雅科夫。其实，《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并没有叫娜塔莎的女兵，那个像她的女兵叫丽莎。只是我觉得娜塔莎这个名字比丽莎要好听，也就没有点破。
走着走着，我们来到那片四个篮球场大的“思园”。还好，那天“思园”里并不十分拥挤。于是我们找了一个花坛坐了下来，谈到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部电影，她让我猜她最喜欢的是哪一个角色，我连猜了几个也没猜对。
“是热妮亚，”她轻轻地、略带些伤感地说道，“我喜欢热妮亚那种不羁的性格，和她复杂的内心世界。”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看过好几遍了，对热妮亚这个角色也熟悉。但我思想比较守旧，并不是太喜欢她那种疯狂出格的个性。因此我答道：“没想到，你竟然会喜欢热妮亚！”说到这里，我点燃一枝香烟，在夜色中燃烧的烟头就象一只萤火虫。我注视着这只萤火虫，缓缓说道：“我觉得热妮亚似乎不能算做讨人喜欢的人物，在我看来，她的经历无论如何谈不上光彩，甚至还有些作践自己。”
“给我一枝烟。”她轻声说道。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眼前这个看上去秀气的女孩子竟然会抽烟。我迟疑地掏出香烟递给她，然后划亮了一枝火柴。火柴的光照亮了她那秀丽的脸庞，她以惊人的熟练动作点燃了香烟，又熟练地吐出了烟圈。
“很吃惊是吗？哈哈。”看着我瞠目结舌的样子，她笑了，“我很早就抽烟，烟龄一定比你长。你抽了多久？” 由于出乎意料，我说话都有些结巴了，“不到……一年。”
“和我比起来，你还是个小儿科，亲爱的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同志，你承认吗？”她又熟练地吐出了一个烟圈，而当时刚刚学会抽烟的我，还不会吐烟圈。不等我回答，就自我解嘲道，“我还能喝酒，一顿最多喝过八两，还没醉，你不信？改天咱俩喝一次，比比看。不会抽烟，不会喝酒的姑娘，是不能称之为俄罗斯少女的，对不对？”
“也许吧……”这个女孩子越发让我好奇了。从元旦舞会上第一眼看到她就觉得她有点与众不同，而跟她的第一次接触，也让我感觉很特别。
她继续缓缓地说道：“我喜欢热妮亚，虽然你可以叫我娜塔莎，但实际上，有时候我常幻想，我就是热妮亚，在经历了那么多以后，一切都无所谓了，最后再壮烈地牺牲。热妮亚就象是一颗蜡烛，在燃烧自己的青春。《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看了四次，每一次都让我泪流满面，都是为了热妮亚。”这时我发现，这个微笑着忧郁的女孩确实有点像热妮亚。
自从走进这所大学的门以来，我都是一个孤独的苏维埃人。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与我有共同的语言，也没有人能够理解我对苏维埃的情感，更没有人与我谈论有关苏联的问题。然而，眼前的这个女孩，谈起这一切竟然如此驾轻就熟，也没有对我被视做“不合群”的苏维埃人的情感有任何大惊小怪，这就使我感觉颇好了。于是我也对她发生了浓厚兴趣，越谈越投机，真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后来在谈话中我得知，原来她就是当年在军训时，唱《昔日再来》的那个俊俏的短头发女孩。
就这样，我开始了第二次感情的经历。这一次感觉很特别，完全不是现实中的感情，而是纯粹的理想中的感情，柏拉图式的感情。她叫我“雅科夫同志”，我叫她“娜塔莎同志”，我们谈论我的理想、我的悲伤、我的经历，谈论苏联的历史和现实，谈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谈论俄苏文学和俄罗斯音乐，发泄着对这所媚俗的大学和那些“庸俗经济学家”（「注」这是财大学生们私下里对“知识混子”类型的教师们的一种蔑称）的蔑视和厌恶。尽管她在很多地方并不赞同我，但是在每一处都能理解我，这就是我最需要的。每天下了晚自习，我们就不约而同地到图书馆门前等着对方，然后一起在校园里散步，或者到“思园”中小坐。就这样，我度过了我青年时代最幸福、最理想、最浪漫和最真挚的八个月。
那年五月九日我过生日时，娜塔莎送给我一本《呼啸山庄》，还有一盘当时刚刚流行的《校园民谣》磁带。我与娜塔莎的相识，就像一九九四年风行全国的《青春》那首歌中所唱到的那样：在那遥远的春色里，我遇到了盛开的她；洋溢着眩目的光华，像一个美丽童话；允许我为你高歌吧，从此我夜夜不能入睡；允许我为你哭泣吧，在眼泪里我能自由的飞。
第二天傍晚，我象往常一样到女生楼门口等待娜塔莎。那天天气特别的好，红彤彤的夕阳，金黄色的晚霞，高空中鸟儿在自由自在的飞翔……这个情景，永远地留在了我记忆的深处。许多年以后，只要我见到夕阳西下，总是忍不住会想起那首歌：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每当你又听到晚钟，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八、走向民主社会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西班牙共产党前总书记卡里略曾对记者说过：“我过去曾经是一名斯大林主义者，是的，但是哪一个共产党人过去不是斯大林主义者呢？”作为一名精神上的苏维埃人，我最初自然也是一名斯大林主义者。尽管随着对苏联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也逐渐认识到斯大林主义无法无天、残忍暴虐的一面，内心中已经感觉到了某种震撼。但是，固有的思维定式并非是能够轻易改变的。当时，我为苏联的解体忧愤不已，对西方势力恨之入骨，对中国现状愤世嫉俗，总是觉得全世界都在与我作对。我也如同所有的斯大林主义者一样，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构社会，用自己的道德观来要求世界。一切都如同标准的斯大林主义者们理所当然的那样：极端，冷酷，坚决；又如同“套中人”那样，拼命地捍卫着已经不合时宜的陈旧信条。
娜塔莎虽是我忠实的听众，但始终没有赞同过我的想法。于是，我们两人之间谈话的内容，相当大一部分都是思辩与交锋。“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有什么资格这样做？为了人民？拜托，我就是人民的一员，但我不愿意按照你们规定的格式生活，还有很多人，也不愿意按照你们的设想生活……尽管我承认你们有正义感，但你们有什么权力要求所有人和你一模一样？那不如以你做模型，生产机器人好了，同样的面孔，同样的发型，同样的衣着，同样的想法，请问你愿意在那种世界中生活吗？人人都应当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和权利，这世界本来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