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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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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以前在灯具厂上班时,厂里做一种过年挂的花灯,每年过年都能到太原市场上卖一些钱。母亲想了想,别的挣钱门路也都没有了,做花灯本钱小,容易翻本,于是就用这最后剩下的八百块钱,雇了几个原来灯具厂的下岗工人来我们家,租了铁Z局办事处的几间空房子,开起了花灯小作坊。当时本钱小,雇人成本又高,结果只做了一个品种,三十多盏花灯。

一九九二年春节前夕,我放寒假回家。那天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母亲闻讯急忙从作坊赶回来,满手都糊满了粘花灯用的四○一胶,擦了擦手就紧紧搂住儿子,眼泪不住地往下掉。儿子帮母亲拭干眼泪,安慰她说,妈,别哭了,我这不是挺好吗。然后我又问母亲,不是说过年前要接姥爷到咱家吗,怎么不见姥爷呀?母亲回答我说,因为小厂刚开张,现在比较忙,等走上正轨后再去接他。我听了,也就没往别处想。当天晚上,女朋友也来了,也是一见到我就哭了。

回到家第二天我就到小作坊里帮母亲干活。母亲从事的花灯生产,是一项很复杂、辛苦的买卖。做花灯时,要买回铁丝、布料、四○一胶、灯穗、排穗、彩纸等原料,先用拔丝机把铁丝拉直;再按照要做成的花灯形状,裁成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不同长短的短铁丝;再用钳子把短铁丝拧成需要用的形状;然后用电焊机焊成灯架子;把买回来的布料裁成几十块形状、大小不一的布块,用四○一胶把布块粘到灯架子上;再用花边盖住布料接缝处,然后再把用彩纸刻成的花纹粘到布面上去,接着再粘排穗、上灯穗;最后,还要往灯上画水墨画。一个花灯就要这么多的工序,所有原料的尺寸、大小、多少都要靠母亲的脑子来记。

我所干的活就是和我父亲一起往空白的布面上画水墨画,每盏灯要画三幅不同的画。一开始我干得还挺有趣,干了两天就觉得枯燥了,挺累。其实,这画画算是做花灯里最轻松的活,灯具厂有一个画灯的画匠,三五分钟就可以画好一幅花鸟画。但是,我没有学花鸟,学的是山水,因而要比画花鸟麻烦许多,速度也慢许多,平均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完成一幅。但有一点,山水画在花灯上,就是比花花草草的好看。想一想母亲不容易,我就咬着牙,和父亲一起把九十个画画完了。花灯这个东西,原料本身都值不了几个钱,关键是全都是靠手工。可以说,卖花灯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父母的血汗钱。踏踏实实,不投机取巧;挣血汗钱,不指望运气,诚实地为社会创造财富换取微薄的收入,这就是我的父母,这两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劳动者的想法。

卖花灯跟卖对联、鞭炮一样,全靠过年以后正月初六到正月十四元宵节前那几天,正月十五以后就一个也卖不出去了。因此自从做起了花灯的十二年时间里,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过一个安生年。

一九九二年的春节正月初六,我和我母亲第一次到太原市场卖花灯。当时,太谷灯具厂主要在位于迎泽大街的省二轻交易厅大楼内设柜台,我们家没有那个实力,也不想“兔子吃窝边草”,跟自己原来所在的太谷灯具厂竞争,就到太原市钟楼街一带租柜台。那时我们家已经基本上没什么钱了,租不起好柜台,母亲就上街挨个问,认识了来自河南长葛县的老霍一家。老霍原是长葛县下面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孩子挺多。后来老霍从支书位子上退下来以后,就领着儿孙们做起了戏装生意,全家都是做戏装、锣鼓、彩旗、舞狮用品的。平时就回长葛老家搞生产,临过年就到太原,全家好几十口人包了一个小旅社,五个儿子、两个女婿每人招呼一个商店,孙子们就来回跑腿送货,女人们就在家里做饭,一切全听老霍调度指挥。

母亲手里没钱,跟老霍认识以后,就在老霍的戏装店门口租了一个一米见方的空地卖花灯,说好租金二百块,卖了钱再给。作为能源重化工基地,太原市是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由于建设时布局不合理,污染大户太原钢铁公司位于太原市正北面。山西这个地方到了冬天刮北风多,结果把太钢的污染全都刮到太原市区来了。再加上太原是个三面环山的盆地,污染又不容易散去,结果造成太原冬季的严重污染。那种污染到了什么程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年到头看不到什么蓝天;冬天里的大晴天,抬头看看天空,就能看到烟灰那么大的煤灰扑簌扑簌地往下掉,我们称之为“黑雪”;刚换上的白衬衣,出门骑自行车转一小圈,回来领子就黑了;头发两天不洗,就结成毡子,根本梳不动;空气中漂浮着二百万公斤铅,平均每人一公斤。那一年我们第一次做这种买卖,不懂得货卖堆山的道理,看着漫天的“黑雪”,心疼自己的灯,就用塑料袋把花灯罩起来,挂一个在外边。来来往往的顾客,看到这一个被塑料袋罩着的花灯,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问都不问一下。偶尔有一两个来问的,一看就只一个品种,也就不愿意买了。我们母子俩每天冻得哆哆嗦嗦地守在那里,又冷、又累、又饿、又脏,但见就是不发市,不禁心急如焚。母亲的嘴上急出了满嘴的大泡,上嘴唇都快挨着鼻子了。赶紧想办法找人代销,一会到人家这个商店看看,一会到人家那个摊点问问,又找了一家代销的。

那一年我们做了三十多个六屏灯(「注」六屏灯是我们家花灯的最早的一个品种,以有六个屏风似的窗口得名),结果只卖出去三个,卖了三百块钱。老霍家的人真不错,一看我们受这个罪,又没挣到钱,连租金也不要了。后来剩下的花灯租了个小面包车拉回太谷,又花掉了六十块钱的运费。

第一年做生意就亏了大本,父亲看着满屋堆着的花灯,心里也是又急又气,说这个生意咱们不做了,穷就穷一点,省着过就成了。可是母亲却不这么看,说孩子们马上就要毕业成家了,安排工作、结婚哪个不要钱?就凭你那么点工资,绝大部分还要供养老太太(「注」指我的祖母),不干这买卖,吃啥呢?咱们雇不起人,就自己干,能干多大就多大。于是在母亲的劝导下,我父亲就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跟着灯具厂的一个老工人史师傅学习焊灯技术。父亲这人脑子好使,一学就会,而且因为是给自己干的,比史师傅更用心,更精致。我的父母二人,一个焊灯,一个糊灯,没日没夜地干活,姐姐则每个星期天回家时刻花。母亲吸取了第一年的教训,开始琢磨起花样款式来,使得我们家的花灯品种在第二年增加到了十来个。就这样,我们家的花灯作坊开始慢慢地起步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七、外公去世

在太原卖完了灯,寒假也就结束了,我和姐姐都要返校。由于去武汉市必须在太原坐车,我就和姐姐一起到了太原,先到了姐姐就读的山西财经学院。在路上,姐姐突然对我说,小亚(「注」我的小名)告诉你一件事,你得先答应我别哭。我心头猛然一震,忙问是什么事。姐姐说,咱姥爷去世了,咱妈怕你太难受,一直没敢跟你说。我顿时目瞪口呆,愣了一下马上叫了起来:不可能!咱舅、咱妈写的信里,都说咱姥爷病好了,咱妈前几天还说过了年去接咱姥爷呢,要是姥爷真的去世了,咱妈还能这么说吗?我在放假在家这么多天,咱妈能不跟我说吗?姐你诳我干啥呢?姐姐沉默了一下,说,小亚,我没诳你,咱姥爷真没有了,去年十月二十八号去世的。

听了姐姐的话,我虽不完全相信,但也心神不宁。由于一回去就要补考,我也只得先返回学校。补考过关以后,我就立刻向辅导员请假七天要求回老家。辅导员一听要请七天假,就说请假时间太长了,要找系主任的曹老师批。当天夜里,武汉市正处于“倒春寒”的天气,刮着冷风,下着寒雨。我按着别人的指点,深一脚浅一脚地找到位于校外首义小区的曹主任家。曹主任是这个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学问人,非常和善,一听这个情况,又看我浑身湿淋淋的,嗟叹不已,马上大笔一挥批了假,还跟我说要是情况需要,还可以多待几天,回来再补请就行了。

在去曹主任家之前,我就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把自己的铁路免票带在身上。到了车站才发现,往北走的列车,只有凌晨两点路过武昌的二次特快(「注」二次特快是长沙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从北京开往长沙时称一次特快)可以上。本来我的铁路免票已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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