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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见我担心的样子，就说外公病的不重，只是喝酒时被呛了一下，应该没有什么大事的。可我的心中却十分纳闷：如果说病的不重，那为什么我母亲要千里迢迢地跑去看他呢？那一夜我辗转反侧，始终没法入睡，于是第二天下午，我也匆匆登上了去河南的列车。
等我回到老家，果然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外公不仅病得很重，而且已经有亲戚为他做寿衣了。外公的病起源于一九九一年的春节，当时大姨家的几个女婿向外公轮番敬酒，外公挺高兴，结果乐极生悲，给呛了一下。当时也没太在意，可不久外公就开始咳嗽，再过一段时间一吃饭就剧烈咳嗽，还不能说话、不能进食，只靠打点滴维持生命。后来到医院一查，是控制气管与食道的那块脆骨裂了。人家医院一看外公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就说这病要治好很困难，还是回家等百年算了。河南滑县有一条陋俗，死在外面的人不能拉回去安葬，否则认为不吉利。大姨害怕外公百年之后不能回去跟外婆合葬，就把外公送回了老家。当我回到老家时，因为长期无法进食外公极度营养不良，已经不能起床，大家都认为外公已经没指望了。
可是，我却有很深厚的信念，坚信外公的病并非疑难杂症，而是一个意外伤害而已，只要营养跟得上肯定能慢慢养好。为了哄外公开心，我每天给外公讲故事，讲《三国演义》、讲笑话，鼓励外公坚持下去，等到养好了病以后再到我家住。外公当时已经不会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但我看得出来他想活下来，到我们家去。外公当时大小便失禁，我就不停地用纸给他擦拭，再用热毛巾擦干净。在我的二十多天持续不懈的努力下，外公的病有了好转，能够开口说话了，也能够吃一些食物了，甚至在我的搀扶下能到院子里活动活动了。亲戚们都说，是我的孝心感动了老天爷，连寿衣也不做了。我自然是欢欣鼓舞，就央求着母亲把外公送到郑州的大医院里治病。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八章 躁动关头（1988～1991） 十五、郑八的晚年
在服侍外公期间，有一天下午，我在舅舅家门口和亲戚们闲聊。这时，门前来了一个叫花子，下肢瘫痪、衣衫褴褛、虱子顺着头爬，每只手分别扶着个小凳子，在地上艰难地爬行。爬到我家门口，停下来看着我，似乎在乞求着什么。我刚准备回家拿点吃的给他，却见亲戚们收敛起笑容，恶狠狠地赶他走开，他就默默地爬走了。我连忙问亲戚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亲戚们说，他就是那个郑八呀！
原来此人竟然是当年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抗美援朝英雄，村治保主任郑八！我顿时惊讶极了，又问亲戚们，怎么他会落到这步田地呢？一个亲戚告诉我：郑八当年没有娶到我大姨，但人家手里有权，就又找了个老婆，非常漂亮。大跃进饿死人时，郑八家还吃饺子。郑八的老婆为郑八生了一女二子，可那女人一是懒，二是有痨病，家里总是一贫如洗，而且那个女人七十年代就病死了。郑八鳏居了几年，没人敢再介绍对象给他，闷得慌，就在打起了他时年十六岁的女儿的主意，想强奸她。也不知道得手了没有，反正他女儿那天从他家惊慌失措地跑出来躲到邻居家，不久就自己找个婆家远嫁了，再也没有回过村子里。
郑八到了文革期间，在村子里如同太上皇一样作威作福，听说哪家成分不好的有好衣服就去抢；有肉，就去哪家去夺。听亲戚们说，那一阵子郑八家里吃饺子，饺子馅里面都不搀青菜，全部是肉丸子，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令人难于理解的。文革初期，郑八带着几个孩子到我们家造反，抢走了我们家的被子。文革结束后，政府勒令他把被子还给我们家。外婆嫌这家人恶心，不要了。郑八这个人，一直到死都怀念着文化大革命。
文革结束以后，郑八的职务被免去了，沦为一个普通人。由于郑八当权时作恶多端，没有任何人愿意同情、接近他，生活日益艰难。郑八本来身体就有伤，一颗子弹至今没有取出来，年老时旧伤复发，下肢瘫痪了。也许是秉承了郑八的德行，他的两个儿子都非常不孝顺，经常不给郑八吃饭。有一次，郑八乘儿子外出，爬到鸡窝偷了一个鸡蛋，自己没法站起来在锅里煎鸡蛋吃，就趴在地上用一个铲子盛着鸡蛋在火上烤熟。刚准备吃他儿子就回来了，一把把那鸡蛋抢了去。
郑八是伤残军人，按理说有政府的抚恤金。但是这笔抚恤金郑八本人享受不到，全被他儿子截流了。那时乡镇财政开始吃紧，抚恤金往往出现不按时发放的情形。每月到了发抚恤金的日子，郑八的儿子就用架子车把郑八拉到乡政府要抚恤金，不给就扔在政府大院里。郑八的子孙们比起郑八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儿子经常偷窃邻居家的东西，八十年代的一天，郑八的邻居在收获了一车花生以后准备上道口去卖，看看天色尚早就把装花生的架子车放在自己家院子里，谁知过了一会出来时发现架子车已经不见了，人家赶紧出去找，结果在路上看到郑八的儿子正拉着人家的架子车，准备偷着到集市上去卖呢。郑八的一个孙子，也是有志不在年高，在十四岁时就奸杀了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到现在还没从监狱里放出来。
听了亲戚们对郑八的介绍，我顿时感慨万分。亲戚们说：“报应，这就是报应啊！老天爷可公平着哩！”一九九一年秋天，我的外公去世后出殡的那一天，这个在村子里曾经叱咤风云的郑八也死了。郑八的尸体被他的儿子用草席一包，挖个坑埋了，连个一个墓碑都没有。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八章 躁动关头（1988～1991） 十六、工人子弟
我在老家伺候了外公二十多天。到了八月初，我父亲来了封电报，说“高考成绩已下，见报速归”。接到这份电报，母亲和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因为我父亲的电报没有说清楚，究竟是否考上大学，当时也没有电话问个明白。我舅舅说，上学的事情大，这里有我呢，你们先回去看看吧。于是，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外公，和母亲回到了太谷县。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惴惴不安，一是担心外公的病情，二是担心自己的考试成绩。
一进家门，就看到姐姐和她的一个女同学兴高采烈地跑出来。一看她们的表情，我就知道肯定考上了。我姐姐给了我一张《太谷报》，说我上报了，报纸是班主任邢老师报喜送来的。我一看果真是的，那一年我考了全县文科第二名，全省地理单科第一名，历史单科第二名，都是太谷二中建校以来的破天荒的好成绩。姐姐对我伸起大拇指说，你真的超过我了，算你有本事！顿时，我们全家沉浸在快乐中。父亲说，你不愧是你爷爷的好孙子，咱家这读书的香火，被你给续上了！高兴之余，我又问起女友的情况。父亲沉默了一下说，没考上，差了四十多分。
闻听女朋友没考上的消息，我急忙心急火燎地赶到她家。女朋友一看到我，眼泪就簌簌地往下掉，说自己这辈子完了，没希望了。我连忙宽慰她说，今年比去年考得好就是进步，只要照我的方法学，明年就一定能考上，大不了再受一年罪。此后一个多月，女友哭了一个月，我安慰了她一个月，给她补习了一个月的功课，全然没有了金榜题名的乐趣。后来我看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我的成绩整整高出了十分。我心中的那块阴影更加浓密了。
父母实现了他们以前对我许下的诺言，在那年夏天到太原给我买了一架“百灵”牌八十贝司的手风琴。由于忙着给女友补习功课，我也没工夫认真学。有了手风琴，父亲就经常给我们弹奏一些苏联歌曲，《喀秋莎》、《三套车》、《第涅伯河的波涛》等等。我父亲一边弹，一边感叹：同是一架手风琴，既可以弹出《手风琴伴奏红灯记》之类的丑剧，也可以奏出人间最优美的旋律。
在八月中旬，我们全家到陕西临潼去旅游，一是为了庆祝我考上大学，二是去年姐姐高考落榜后母亲许了两个愿：一是姐姐找到出路，二是我金榜题名。如今一一应验，因此一定要去还愿。去临潼之前，我到街上买了一些彩色吹塑纸，做了一个写有“有求必应”几个字的镜框。火车路过风陵渡黄河大桥时，父亲指着黄河南岸的沙滩对我说，当年他们修这座铁路大桥时，曾经有几个牺牲的工人埋葬在这座沙滩上。等火车过了桥走了一会儿，就来到当年我父母工地所在的上城子村。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