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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有理，就把那一车红薯留了下来，于是家里吃了好长一段时间红薯。
后来南阳一度吃紧，祖母又带着子女逃到漯河暂住了一段时间。当时漯河只是一个大镇，归郾城县管辖。郾城县在历史上曾是“岳家军”的驻地，当地老百姓痛恨陷害岳飞的秦桧夫妇。当时在城门口还有一对铁质秦桧夫妇的跪像供人唾骂，那像是空心的，每年到灯节闹社火时老百姓就往里面塞满火药点着，然后“轰”的一声，遗臭万年的秦桧夫妇便“七窍生烟”了，也算是郾城民间社火的一景。当时虽是抗战时期，但战火没烧到这里来时，老百姓过年该怎么过就怎么过。那对秦桧夫妇跪像一直到解放初期还在，后来就不见了，听当地老乡讲是“大炼钢铁”的时候当原料给炼了。
祖母他们在漯河时，经常有日本飞机来轰炸。那时日本飞机多是双翅膀的，机身上还涂了迷彩色。老百姓不懂迷彩色的意义，一见到那种飞机就喊：“小日本的花飞机来了！”那时漯河城内经常响起空袭警报声，在警报器旁边还有一根很高的旗杆，报警的人就根据日本飞机数量多少升起不同的灯笼。白色灯笼代表一架侦察机，这时老百姓就不用做准备；黑色则代表有一架轰炸机；黄色代表有三四架轰炸机，这时老百姓就要躲了；红色则代表有六七架轰炸机；最高警戒是绿色灯笼，代表有十架以上的轰炸机群，这时老百姓就乱作一团，争相逃命。
一九四三年正月初二，日本人得到情报说蒋介石正在漯河的铁路澡堂洗澡，就派出大批飞机集中轰炸火车站和铁路澡堂一带。日本飞机狂轰滥炸时，祖母就带着父亲他们往城外跑，到了一个意大利传教士开的天主教堂附近。那个天主教堂尖顶上悬挂着意大利国旗，当时意大利是日本的法西斯盟友，故日本飞机不炸天主堂，祖母他们得以幸免。祖父的一个姓张的部下当时任漯河镇警察监察职务，他为躲避日机轰炸跑一条壕沟里。随着一声炸弹爆炸的巨响，一条血淋淋的女人残腿不偏不倚地砸到张监察的面前，那长筒袜里面还塞着一些纸币。那时人们做事情大都凭良心，这次轰炸结束之后，张监察用长筒袜中的那些钱为那个不幸的女人买了口棺材，雇了几个人挖了个坟把那条大腿给葬了，还请了一个和尚超度。轰炸结束后张监察对祖母说起当时的情景，尚惊魂未定，一边抚摩着胸口一边说：“哎呀，吓死人了，吓死人了，当时我趴在沟里，那条腿就直直砸到我眼跟前。”那一段时间日本人几乎天天来轰炸，人们没办法，只好每天一大早起来就带点干粮往城外跑，等到天黑了才敢回来。
等到日本飞机不来时，漯河城内就恢复了常态，戏园子照样开，买卖照样做。那时漯河是个小镇，戏园子也没有包厢什么的，离舞台最近的地方放几张八仙桌，就算是贵宾席。戏园子里面有很多卖花生瓜子的，见到有人坐到八仙桌旁就知道是有钱人，于是问都不问，就在桌子上铺上一些纸，在纸上抓一把花生，一把瓜子，一把糖果。当时并不收钱，等戏快散场了才来结账，从没有过不给钱的。戏园子还为每一位有坐票的观众提供一条热毛巾擦脸，拧热毛巾的人就站在戏台的斜后方，拧好后自己不送，而是扔给站在观众席前边的跑堂，几十条毛巾顺手一扔，对面的跑堂的双手接住，从来没出现过毛巾散架或者接不住的情形，也算是一个绝活。
漯河戏园子门口有一个卖糊辣汤的，姓王，当年四十多岁。他的糊辣汤做的色香味俱佳，份量又足，全漯河镇的老百姓都爱喝他的糊辣汤。老王是一个戏迷，经常与喝糊辣汤的票友谈论哪个戏子唱的好。老王性子倔，要是哪个票友跟他意见不一致，说他赞赏的那个戏子的坏话，老王就跟人家急眼，连糊辣汤也不卖给人家。人家说，我又不是不给你钱；老王就说：给钱我也不卖！
时值战乱年代，法度也宽严失当。一天夜里，一股土匪老抬手持武器来到漯河抢劫了一家店铺。当时正有一个警察在附近站岗，一看见土匪人多势众，吓得连头都不敢露。过后上面追查起来，竟然把这个警察给枪毙了。后来，上面又派了漯河警察局便衣侦缉队的队长去追查土匪去向，这位队长受命后还是不敢去，结果也被枪毙了。其实仔细想想，这两个警察实在是罪不该死。
到了一九四四年，日军兵临漯河城下之时，祖父派出一队警察来护送家眷撤退。当时漯河城里已经是一片混乱，老百姓争相出逃，一时间连载人驮物的车子都找不来。正在大家看着堆在地上的行李、细软发愁时，恰好有两个推着独轮车的农夫走到队伍边上。负责护送的警长一看，立马把二人抓来，指着问道：“这些货，拉到南阳去，每人给十块大洋！干不干？”当时十块大洋对农民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二人一听自然是高兴坏了。当然，两辆独轮车也不够用，众人就把不便于背的笨重行李装上独轮车，包裹细软就自己背着上路了。当时大伯已经十五六岁年纪，身上背了三四个包裹，压得他呲牙咧嘴。
刚出城走没多远，日本鬼子的飞机就来了。百十号人的队伍，在旷野里目标显得很大，于是鬼子的飞机在人们头顶转来转去。当时日本鬼子的飞机都是双翅膀的老式飞机，其中有几架飞得特别低，连机翼上的膏药旗都看得非常清楚。一行人慌忙四散卧倒，两个推独轮车的农夫也撒开把子就跑。边上的人还喊：“别把车把对着天上，看着像高射炮！”不过，鬼子的飞机在头顶盘旋了几圈后没有投弹，转身向漯河方向飞去，随后，就见到几颗炸弹投下，漯河城里有几处冒起了滚滚浓烟。
撤退的队伍继续前行到一个小集镇时天黑了下来，大家决定住一宿再走。正在吃饭时，饭馆的几个伙计议论着日本人的事情，被随着队伍一同撤离的一位姓方的太太听到了。这位方太太不知道是省政府哪位大员的太太，脑满肠肥，个子很矮，一脸横肉。方太太一听到伙计们提“日本人”，顿时吓得六神无主，高声吆喝起来：“坏了坏了！日本人就要来了！”等大家闹明白原委，一个伙计在父亲那一桌前小声地说：“哼，就是日本人真的来了，她这号人也不会有什么事。”结果，逗得全桌人哈哈大笑。
当时我父亲只有八九岁，正是招人喜欢的年纪，在途中年幼的父亲和那两个车夫混熟了。两个农民既淳朴、又风趣，总是喜欢逗父亲玩。又走了几天，来到舞阳县境内一个叫李家寨的地方。李家寨的寨主是祖父在警察学校的同学，此时已经得到了消息，早早迎候在寨门外，一行人都很高兴。
李家寨是个典型的封建大庄园，寨旁紧邻一条宽阔的河，外面还有城墙，家里还有数百名武装。这个庄园基本上是封建式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模式，粮食、肉蛋、布匹，以及其他一些基本生活用品都是自己寨里生产的。李家用的暖瓶特别有意思：在一把铜壶外面做个木桶围起来，木桶与铜壶之间用棉花套子填充，以此来保温。李家的少爷、小姐们，虽然平日里养尊处优，但居然都没见过白糖，吃的糖都是自家产的糖稀或者蜂蜜，听到我父亲说白糖竟然和雪一样白，个个稀罕得不得了，还问：“做成那样，那糖还甜不甜呀？”
在李家寨休息了一晚以后，第二天清早渡河。但是当时河里的船都被军队搜走了，还好找到两条渔民放鱼鹰用的划子，一趟载两三个人渡过了河。渡过河就算安全了，很快到了目的地南阳。此时两个车夫领了钱要回家，祖父一高兴，加了一倍钱让他们走了。二人千恩万谢，高高兴兴地去了。只是父亲此时跟他们已经建立了感情，哭着不让他们走。两人又哄了他半天，说等不打仗了就可以去找他们，但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面。
祖父在抗战期间大概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工作，经常需要化装穿越敌占区。据当时祖父的一名卫士后来讲述，最危险一次是在从日据的某县城搜集情报出来的时候，险些被抓。当时二人装扮成客商模样，祖父手持一根中间掏空的竹拐杖，里面装的是文件，卫士则伪装成他的随从。二人顺利地通过了城门口日军关卡，正走到几十丈开外伪军关卡时，一辆马车从身后突然驶出。那马大概受惊了，速度极快。祖父慌忙躲避马车，手中的拐杖落在地上被马车的铁轮压过。竹拐杖从中间轧劈了，露出了里面文件的纸头。卫士见状，立刻用手紧紧攥住露出纸头的部分。幸亏当时伪军和日军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