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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父亲的一位工友看了报纸以后，就对郭沫若的行为作了一个评价，他说：“郭沫若写东西，如同卖时令小吃的，什么季节来了，就卖什么；夏天来了卖凉粉，冬天来了卖羊肉汤。”一席话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虽然我见到不少后来人对郭沫若的“品格”评价普遍不高，“御用文人”、“变色龙”、“见风使舵”的帽子扣了不少，但是我却认为：后来人体会不到郭沫若自身的苦衷。俗话说“高处不胜寒”，作为当时中国文化界的旗帜性人物，在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下，郭沫若的目标实在太大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果他不这样“见风使舵”，那么他早就被打倒，落得和邓拓、吴晗和老舍那样的悲惨结局。即便是这样小心翼翼、紧跟形势，郭沫若也在风烛残年之际失去了自己的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年丧子之痛，谁能了解体味？尽管郭沫若的行为不值得推崇，但人毕竟首先都是力求自保的；而且，他没有和某些“文棍”那样加害他人，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也算是守住了道德底线。因此，我觉得人们在评价郭沫若时，最好能够宽容一些。
一九七八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读书又从“无用”变成“有用”了。于是铁Z局里，也有一些工人想考大学。无奈十年“文化大革命”，革掉了文化的命，好多人文化基础非常差，连一般的常识都不懂。父亲单位有个叫李××的工人，也就是小学文化程度，连汉字还认不全，这时也突发奇想要考研究生，回去憋了几个月写了篇两三页信纸的“论文”。李××搞不懂论文是什么东西，于是他的“论文”的名字就叫《论文》，给北京大学一位教授寄了去，要人家收他做研究生。那个教授还比较好，回了一封信，很委婉地说，那“论文”的思路不错，但是缺乏一点专业和文化的基础，如果补上就好了。李××没看出来这是在婉拒他，还到处让人看这封信，说“连北大教授都说我思路好，就差一点专业文化基础了”。给我父亲看时，父亲一看就明白了，但又不好直接打击他，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以前有个读书不用功的书生去赶考，考题是就今天所见所闻做一首诗。书生一想，今天出门碰到了邻居老张，跟老张打招呼时不慎把卖早点的汤桶给踢翻了，走到教坊前听到里面弹琵琶，恰好弦断了，又走到河边看到两个渔翁为争一条鱼打架。于是这个书生作了一首“诗”：出门遇老张，脚踢一桶汤，隔墙琵琶断，两渔翁相打。写完后书生读了一遍，感觉最后一句不压韵，就把“打”字给去掉了，这样这首诗变成了：“出门遇老张，脚踢一桶汤，隔墙琵琶断，两渔翁相”。倒也压韵。阅卷先生一看这首“诗”，禁不住气打一处来，用红笔批了两个字：“欠打！”书生落榜后一看卷子上的批注，顿时后悔万分：哎呀，连老师都说了，我就是欠个“打”字，要是当时不把那个“打”字勾掉就好了！讲了这个故事，李××当时还没明白过来，琢磨了几天回过味来了，找到我父亲，说：“老国，弄了半天你是说我欠打呀！”父亲听后哈哈一笑，李××也从此死了心，老老实实地当工人去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二、《八一风暴》
华国锋任党的主席之后，渐渐地政治气氛宽松起来，万马齐喑的局面渐渐被打破，人们的思想开始挣脱牢笼，开始出现了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一九七七年，时值“八一”南昌起义六十周年，于是，全国各地、各大企业的文工团、宣传队等文艺团体，都开始排演话剧《八一风暴》。
铁Z局宣传队的水平在那个小小的太谷县城算是第一流的，因此演出时盛况空前、场场爆满。话剧《八一风暴》与八一南昌起义的真实情景有些不同，人物名称也不一样，比如周恩来，他在话剧里的角色却叫“方大来”，由前面提到的黄炎培的外孙王××扮演；而魏巍的侄子魏××则因为人长得斯文，扮演一个“党代表”角色；我的父亲则饰演北伐军一位军官，摇摆分子，关键时刻倒向“反动派”一边被缴了械。我的父亲有些轻微的口吃，令人惊奇的是，他一上台就不再口吃了，对答如流。当时，我的父亲排演时总是带着我去，有一次演出时还闹了一个笑话：剧情正紧张时，我突然从幕后跑上前台，站在那里要为大家唱一首《红星闪闪》，把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在《八一风暴》演出成功之后，我父亲又随宣传队到其他单位、部队和附近各县巡回演出几十次，次次都盛况空前。之后，他们又排演了一部话剧《特别任务》，描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魏巍的侄子魏××扮演主角地下工作者，而我的父亲则扮演国民党的少将情报处长。家里还有几张当时的剧照，父亲的同事们总是说，我父亲演得不仅形似，而且神似。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三、南住宅
一九七七年，我的母亲又怀孕了。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条件，我的父母决定不要这孩子。流产后，发现竟然是三胞胎。我的母亲在铁Z局三处医院里做了绝育手术，当时主刀的医生姓杨，属于自学成才的“赤脚医生”，技术十分的差。赤脚医生甚至连器官的准确位置都搞不清楚，用钩子钩出这个来一看，是肠子，又放回去；钩出那个来一看，也不是，又放回去……愣是把一个小小的结扎手术做成了大手术，前后折腾了八个多小时，害得我母亲好几次从麻醉中醒来，又被重新麻醉过去。手术做完后，我的母亲一个多月都不能下地，住在医院里。父亲就买了一些小公鸡养着，每天熬成鸡汤送到医院里，给母亲补身子。
一九七七年底，我们家的房东因为一个亲戚要借住而要收回房子，来了我们家好几趟，催我们走。但当时我们家没有分房子，无处可搬，因此每当他走后，我的父亲就发火。就这么拖了半年，终于分到了房子，于是我们家又到了太谷县南门外。我的父亲于一九六三年参加铁路，熬了整整十五年，算是在四十二岁的时候，分到了自己的第一套福利房。
这时父亲所在的铁Z局三处又流动到河南省的商丘市，并最终在那里扎根。虽然商丘市要比太谷县要繁华热闹些，但是我父亲年纪大了，母亲也有了工作单位，因此他们不愿意再随着单位流动，就在太谷安居下来。由于干部、工人们纷纷搬走，单位的集体宿舍开始有了闲置，于是我们家起初分得了一套面积约为二十平米，没有厕所、没有自来水的简易的二居室。那时的房子设计得特别愚蠢：一进门就是个二平方米左右的小厨房兼过道，厨房进去是一间房，再进去又是一间房。但毕竟有一个安身之所了，因此全家还是很高兴的。后来搬走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家又得到了一间同样大小的二居室，这算是住得稍微好一点了。
铁Z局三处在太谷时，有两处家属院。一处是在太谷县城北城墙根下，人们叫“北住宅”，里面设有铁Z局三处的子弟中学，主要住领导或者资格老的工人；另一处则在太谷县南门外，人们叫“南住宅”，设有铁Z局三处的子弟小学，主要住工人。南住宅所在地解放前是太谷县的乱葬岗，埋葬的都是死于非命的外地人和处决的犯人。铁Z局三处到了太谷之后，在这片坟场上建房子，经常从地下挖出人的骷髅来。我小的时候，还常和小伙伴们用竹竿挑着那些骷髅玩，个别胆大的还用手提着往别的小孩子身上扔吓唬人家，现在想想，真是对先人们的大不敬。既然处于这样的位置，自然会有各式各样的传闻和鬼故事。当时很多人说，这里的死人骨头半夜会敲门。听了这个传闻以后，我和姐姐留心听了一下，果然每天半夜总是有人敲我们家门的声音，吓得我和姐姐魂飞魄散，而父亲出门去看，却并没有人。此后，渐渐也就习惯了，那奇怪的敲门声时有时无，直到我们搬走。
一九七八年九月我上了学，当时在班里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成绩也不怎么好。铁Z局三处的子弟学校里的老师，多半是从工程队抽上来的，也没什么教育经验，对孩子不太耐心，我当时经常挨老师的训斥，特别怕老师。学生们除了铁Z局子弟外，还有一些火车站的子弟。我们上学的第一课叫做“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二课好像是“你办事，我放心”。我记得课本第一页是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的一张像，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