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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遍。言者声泪俱下，闻者泣不成声。于是，王梅玉在感动之余，下决心帮一帮我的母亲，在一家县办集体企业——太谷线材厂找了一份临时工作。当时，太谷线材厂革命委员会有一个头头叫邬××，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起家的，他风光时腰里别了两把盒子炮，人称“双枪邬司令”。王梅玉跟邬××一起住院时认识了，王梅玉跟他一说，邬××就同意了。
由于当时的政策不许农民自由流动，即使是当临时工，也必须要有城市户口。可我的母亲是农村户口，于是我前面提到的、我的义父王凤刚就把自己妻子的户口本借给母亲冒名顶替，才得到这份工作。所以直到现在母亲身份证上的姓名都还是别人的名字——张云霞，而不是她自己的本名——张秀菊，这就是那个年代给我们家留下的一个特殊烙印。虽然用“张云霞”这个名字已经三十年了，可我的母亲总是感觉这个名字很陌生，仿佛不是自己的名字。
当时的太谷线材厂位于太谷县城东大街六十六号，是一家生产铁丝、铁钉等线材的企业，共有职工二百多名，后来渐渐增加到三百多名，在太谷县也算一个比较大的企业了。我母亲初来乍到，自然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用猪血糊一种可以盛酒和豆瓣酱的篓子，每天干十二个小时，工钱七毛钱。编织这种篓子是太谷线材厂的前身“织箩社”的一项业务，也是太谷本地的一种传统工艺。由于制作工艺复杂，加工过程又脏又累，现在大概已经淘汰失传了。当时，不要说年轻的妇女，就是一般的男人也不愿意干这样的脏活、苦活，因此当时全厂生产这个的只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师傅，人员不够，才有了这个临时工作。可是，我的母亲对这个工作激动不已，因为这毕竟是她的第一个相对固定的收入来源。
我的母亲是吃苦长大的，人非常勤劳厚道，还特别要强。我的母亲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说自己“不行”。因此，她干起活来特别塌实，不但不偷懒，而且还特别有眼色，总是替老师傅把很多活都抢着干了，每天下班时还把那个干活的小屋收拾得一尘不染。我的母亲非常好学，就连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的这种编织篓子的技术，她也要研究透彻。即使是大冬天，零下十几度、甚至二十多度的情况下，她也照样来上班，浑身沾满肮脏、恶臭的猪血，双手被冰冷的猪血，拔出条条血丝。因此，老师傅对我的母亲赞不绝口，逢人便夸；而凡是跟我母亲打过交道、看到过她干活的人，也都无不敬佩于她的勤劳、肯干、要强。直到我考上大学，放假回太谷的时候，无论是遇到哪个太谷线材厂的老工友，没有一个不对我赞叹我母亲吃苦、能干、诚实的美德的。
没有背景的小人物的地位，完全是靠自己拼搏出来的。我母亲的吃苦和能干，日益赢得了线材厂领导和工友们普遍的尊重。于是在一九七五年的一天，我的母亲得到通知：到单位食堂去当炊事员，工资也升了。其实，当炊事员在物资匮乏的当时来说，应该算一样美差，自己可以吃饱，甚至还可以往家带点粮食。但是，那时的太谷人爱面子，总是觉得当炊事员是伺候人的活，没几个人愿意干炊事员。太谷县城小，一般人都中午回家吃饭，只有十几个人在线材厂食堂就餐，俗话说“众口难调”，这十几个人口味不一，反而比一般大单位的食堂更难办。食堂里原来那位老炊事员就是因为跟吃饭的人大吵了一架，一气之下退休不干了，厂里没一个人愿意当炊事员，于是就找到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她的这种态度也影响到了我。即使是在炊事员的岗位上，她也勤勤恳恳。我的母亲就让我的父亲，找来铁Z局单位食堂内部印制的一本《烹调知识》认真学习，很快学会了烧一手好菜，时不时给工人们换换口味。即便是因各种原因误了吃饭时间的工人，我的母亲也不辞辛苦，单独给他们做饭。当时是粗粮居多，山西人吃饭多为面食，对菜的要求比较简单，但要求面食的品种却很多，一个人一个样子，反而不好伺候。我的母亲就为这些人每人都做他们喜欢吃的品种，爱吃什么就做什么，削面、拉面、剔尖（「注」剔尖是山西一种面食，做的时候把高粱面和成约半厘米厚、半本书大小的一块，放在木板上用筷子之类的尖锐工具一点点剔到锅里，煮好后浇上卤水食用）、包皮面、猫耳朵、擦糟子、皮带面、高粱面糊糊……经常一顿要做七、八个花样。
我母亲不但勤快，而且干活利索，一顿饭做这么多花样居然也能应付自如，不禁令这些就餐的工人刮目相看。不仅如此，母亲还经常做一些诸如麻叶、捞面、面托、凉粉之类等河南的风味小吃给工人们换换口味。在食堂吃饭的那十几个人从来没有吃过如此好味道的饭菜，个个都非常满意。人的关系都是互相尊重处出来的，我母亲对他们好，他们也反过来对我母亲好，后来连碗都不用我母亲刷，他们吃完后自己就主动把碗给刷了。这些就餐的工人跑出去一说，上至领导、下至工人，全厂的人都慕名来食堂吃饭。虽然当时我的家里还很穷，当炊事员也有条件往家里拿东西，但我的母亲珍惜自己的名声，公家的东西一分都不拿。
当时，太谷线材厂与天津外贸公司有业务联系，天津外贸的业务员经常到太谷线材厂来洽谈业务，吃饭时就在食堂招待他们。我的母亲做菜功夫一流，用不多的肉、菜就可以做出各种口味的美味佳肴，吃得天津的客人们啧啧称奇。同时，我母亲虽文化不高，但脑子聪明，总是暗中揣摩别人的言谈举止，学习如何待人接物，故在天津客人面前显得不卑不亢、颇有风度。太谷人比较老实，不太会说客套话，饭桌上常常出现冷场的情况。每到此时，我的母亲就经常主动替单位领导打圆场。天津外贸公司的客人们每次来，不但吃得好，而且情绪也好，都对我的母亲赞不绝口。在这批天津客人里有一个主管山西地区业务的徐处长，跟线材厂的主管部门太谷县手工业管理局的头头们很熟，见面时常常夸奖我母亲，说人才难得，当临时工做饭真太可惜了。
转眼到了一九七六年底一九七七年初。我的母亲吃苦耐劳、为人厚道的好名声不仅在太谷线材厂，而且在那个不大的太谷县城也已经不胫而走，厂里的工人们要求给我母亲转正的呼声越来越高。当时，临时工转正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太谷县手工业管理局甚至专门召开办公会研究了我母亲转正的问题，并派出了手工业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王进来线材厂考察。王进到厂里转悠了一圈，找干部职工谈话，结果所有的职工都众口一词地夸我母亲人品好，又能干，强烈要求给我母亲转正。王进一听，心里暗暗称奇，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即使是考察干部时他也没遇见过如此口碑好、上上下下都满意的人。王进回去以后，如实向局领导做了汇报。这样，我的母亲转正问题就一锤定音了。
这时遇到了一个难题：我母亲当临时工时就是借用别人的假户口，真实户口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农村，而且因为出嫁以后十多年不回家，户口已经被注销了。没有城市户口，是不能转正当工人的。幸运的是，当时我父亲在宣传队有个好朋友，叫吴运生，是铁Z局公安处的政治处主任，算是个不小的官，有点面子。那时铁Z局是个流动单位，流动到哪里，户口就落到哪里；每次转移，户口都要迁走。户口迁移的次数多了，难免有迁错和漏掉的情况，好在铁Z局单位大，级别高，一般小县城的公安局也就通融了。铁Z局在山西黎城县（「注」今属山西省长治市管辖）有个基地，其中有位工人家属叫“段云霞”，本人的户口已经迁走了，但当地公安局销户时却漏掉了。吴伯伯在公安系统内部工作，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于是派了局公安处的两个同志到黎城县启“段云霞”的户口。我的父亲、母亲招待那两位公安同志到家里吃了一顿饭，当晚，两位公安同志就开着吉普车奔赴黎城县，两天后就把户口给起回来了。吴伯伯又出面找了自己的一个朋友，太谷县公安局的一位股长李××帮忙，把“段云霞”改成“张云霞”，在太谷县落了户。落户时李股长还纳闷，说光听说过改名的，怎么还有改姓的？吴伯伯一笑，嘻嘻哈哈地说当时写错了，李股长也就没有深究。就这么着，我的母亲在忍受了二十六年的户口歧视之后，算是当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