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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夏末，我父亲从郑州经北京回东北。当时，我父亲坐的是三人座中靠窗户的座位。火车走到石家庄时上来两个中年人，都是石家庄木材公司的干部。由于没有座位，两人就把自己拎着的灰色人造革旅行包放在地上当板凳坐着。不一会儿，我父亲就和这两个干部混熟了，三人海阔天空地攀谈起来。
谈着谈着，列车到了保定车站时上来了一些红卫兵，跟查火车票似的在车厢里挨个问旅客的出身。当时人们都很老实，那两个石家庄木材公司的干部被红卫兵问到时，一个报了“地主”，另一个则报了“富农”，结果被红卫兵抓走了。那两人还申辩：“干吗要抓我们？我们可都是党员啊”。红卫兵则手持军用皮带，指着他们骂道：“党员算个屁？都他妈的是剥削阶级狗崽子！你再不老老实实，老子就不客气了！”于是，那两个干部面色苍白地随他们走了。接着红卫兵又查到我父亲，看到我父亲穿着铁路制服，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问道：“你什么成分？”我父亲想着被红卫兵抓走可落不到什么好，于是灵机一动，马上报道：“工人”。红卫兵又问：“在当工人以前家里是什么成分？”我父亲就说三代都是铁路工人。红卫兵听了以后显得很客气，连声说“坐！坐！”继续查别人去了。
望着红卫兵那骄横跋扈却未托稚气的背影，我父亲又好气，又好笑，心中暗骂：“呸！老子凭什么跟你们说实话？什么玩意儿！”后来列车到了丰台车站，我父亲透过车窗往外看，发现那群红卫兵正在押送一帮人下车。那帮被押送的人都被麻绳拴着一只胳膊窜成一串，另一只手拎着行李，每个人背上都别着一张白纸黑字的纸条。一个红卫兵在前面牵着绳子，其余红卫兵则手持皮带走在队伍两边。刚才在我父亲身边坐的那两个报地主、富农出身的共产党员，身上则别着写有“地主狗崽子”、“富农狗崽子”的纸条，个个垂头丧气。
一出北京车站，我父亲就看到站前广场到处围着一堆一堆的红卫兵，地上则跪着一排要被遣送回原籍的专政对象，很多都是老年人。那些稚气未脱的红卫兵对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轮着皮带，嘴里骂骂咧咧。正对着车站的地方则搭起了戏台子，一群身穿绿军装的人在台上扭来扭去。只见他们有的做忠心状，有的做决裂状，有的做满腔仇恨状，煞是过瘾。我父亲明白了，那是在跳“忠字舞”，向伟大领袖表忠心呢。不过，这些革命群众实在是缺乏最起码的舞蹈素养，楞是把个“忠字舞”弄成了群魔乱舞。此情此景，令我父亲情不自禁地联想起了伟大领袖的诗词：“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
到北京后我父亲感觉饿了，就找了一家饭馆吃麻酱面。等买了票交给厨师找座位坐下以后，却发现碗筷被人用过后都没洗，桌子上也一片狼籍。左右喊人也没人搭理，猛一抬头，看到墙上贴着一张饭店造反派的造反宣言，大意是这样的：“地主资产阶级狗崽子们！你们他妈的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腐朽生活，妄图把你们寄生虫似的寄生生活延续下去，可是你们的阴谋破产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本饭店的无产阶级造反派郑重宣布：从现在起，本饭店不抹桌子，不洗碗筷，想吃饭就自己他妈的动手！……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祝我们革命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我父亲皱皱眉头，心想：妈的，莫非来这里吃饭的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狗崽子？谁来你这里吃饭，都要先挨一顿骂，真他妈的倒霉。但无奈人家革命了，造反了，就是不刷碗，也只好自己动手把碗筷洗干净，脏桌子就将就着吧。
大姑他们家就住在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院子里。等我父亲来到报社门口时，恰好看到两个红卫兵骑着三轮车，押送一个满头大汗的小脚老太太从大街上走过。三轮车上放着行李，估计是要把老太太押回农村。一个红卫兵在前面蹬三轮，另一个红卫兵则坐在板车上，手里牵着根麻绳，绑着老太太的双手。每当老太太跟不上三轮车时，牵绳的红卫兵就猛拉几下绳子，于是老太太就是一个趔趄。后来从北京到东北，路上也遇到几个红卫兵押送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大约七八十岁，满头的银发被剪了个“阴阳头”，脸上还有黑色的墨汁，路上不断地发出呻吟。路过大虎山车站时，一个女红卫兵发现老太太死了，急得大哭起来。于是红卫兵们把她的尸体往车下搬，这时，我父亲发现那个老太太双手还被反剪着绑着。经历过这两件事以后，我父亲对红卫兵异常反感。直到几十年之后，每当他看到有些文艺作品里描述文革红卫兵后来上山下乡时所受的苦时都说：这是罪有应得，那帮红卫兵干过的坏事实在是罄竹难书，毛泽东让他们上山下乡也是活该，这就叫做“兔死狗烹”啊！
文革初期，在郑州的祖母因为算是“地主婆”而被红卫兵抄家，并把她赶回豫东封丘县乡下。大姑见祖母一个人在农村生活不易，就接她到北京小住以避避风头。后来郑州的造反派忙于派性斗争，没人管这个地主婆了，于是我父亲就送祖母回郑州。买好了火车票，临行前一天我父亲就去联系出租车。当时的出租车可不象现在这样满大街溜达、招手就停，而是必须预先到个什么“管理机构”去登记、预约后才可以使用。父亲去登记时，恰好碰到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胖女人在值班。那个胖女人掐着个腰、双腿叉开站着，以显示自己阶级立场站得稳。当我父亲对她说想用出租车时，阶级立场站得特别稳的胖女人斜睨了父亲一眼，操着一口鼻音很重的京腔，仿佛感冒没好、鼻子不通似的问：“你什么成分？”父亲连声说：“工人，三代铁路工人。”——这才给登记上。如果回答说是“地主”成分，那么恐怕除了登记不上，没准还得挨一阵批判。
在北京那阵子，我父亲有一天到前门逛街。在一家商店门口，看到有两个人在低着头筛沙子。当我父亲从他们身边经过时，竟发现他俩每人胸前都缝有一个白底、黑框、黑字的胸牌。那个胸牌类似我父亲五十年代当兵时的那种，只是当兵时是红框罢了。胸牌上分别写着：“资本家”和“小业主”。此后在北京街头，在其他城市街头，我父亲也曾多次见到这种情景，不过有的是戴着胸牌，有的是背上别着个白布条。每当看到这些标志，我父亲的脑海里都会条件反射般浮现出三个字：犹太人（「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强迫犹太人在胸前缝上黄色大卫星标志，以便于同一般人区分并加以迫害）。
在逛到天坛时，我父亲又看到公园的空地上堆满了红卫兵的累累战果：抄家抄来的各种家具，有沙发、铜床、衣柜、梳妆台等，堆得像小山一样；另一堆则是抄来的高跟鞋。展示了一段时间后又让原主去认领，可是这些物品的主人早都被整破了胆子，谁还敢去认领呀。于是，红卫兵就拍卖这些抄来的东西，檀木大衣柜五块钱一个，高跟鞋一块钱一双。看热闹的人不少，但也没几个人敢去买这些代表“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东西。拍卖那天我父亲也去凑热闹，看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坐在一把檀木太师椅上，另外一张椅子上则写着：十五元一对。那一对檀木太师椅精雕细刻，非常漂亮，我父亲很是观赏了半天，很想把它买下。但一想马上要到东北去，带着这椅子怎么走啊，也就没有买。现场还有一对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夫妇，大概是西方外交官，在高跟鞋那一堆里翻来翻�